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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解为两个领域，割裂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内在联系，并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解为经济决定论。
针对经济决定论的各种理论不足，“文化唯物主义”
者试图在批判经济决定论的基础上重新界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以便将文化从思想上层建筑的框架中“解救”
出来。
从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成为“文化唯物主义”
思想思索的重要问题，“任何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现代理解都必须从关于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决定的上层建筑的命题出发”
，“到目前为止，已被普遍的看作马克思主义文化分析的关键”
②。
关于如何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的问题，“文化唯物主义”
进行了不同的理论探索，“在所有历史分析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关注社会意识（既是被动的又是主动的）与社会存在之间的辩证互动。
但是，在解释自己的观念的时候，他们却将它们表达为了一个假想的‘模式’:（生产中的）社会关系构成的‘基础’，与由基础产生并竖立其上的各种思想、制度等体系构成的‘上层建筑’。
实际上，这种基础与上层建筑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不过是一个为了帮助我们理解曾经存在过的东西的隐喻”
③。
“这种隐喻未能考虑不同的阶级与生产方式发生关联的不同方式，也未能考虑它们各自的机构、意识形态和文化‘表现’生产方式的不同方式。
‘基础—上层建筑’模式可能对解释统治阶级的机构和意识形态、统治的支撑结构和‘权力共识’有一定价值，但它并不适合描述被统治者的文化”
①。
威廉斯考察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含义，认为经济基础应该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静止的存在，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的“决定”
绝不是一种神学决定论的内涵，“当我们讨论‘基础’时，我们实际上是讨论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状态。
我们不能认为这个过程具有后来人们所理解的上层建筑这个可变过程所具有的某些固定属性……我们必须按照特定的思路重新评价这个命题的每一个术语。
我们必须沿着设定限制和施加作用力的思路重新评价‘决定’，抛弃被预见、预示和控制的内容。
我们必须根据文化实践的相关领域重新评价‘上层建筑’，抛弃被反映、复制、决定的内容。
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根据现实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中的具体活动来重新评价‘基础’，抛弃固定的经济和技术抽象的概念，因为具体的活动包含着基本的矛盾和变化，因而总是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中”
②，实际上，威廉斯在这里将“决定”
理解为两方面：设定限制与施加作用力，以此来否定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经济决定论的解读。
他进一步指出，经济基础绝不仅仅是经济结构与技术因素，而是一个包含多方面人类活动的动态的存在。
伊格尔顿则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不是一种决定性的关系，而是一种功能性的关系，“我们能够恰当地定位伊格尔顿的论点：当经济基础只提供生存必需品时，上层建筑就支配文化。
……但经济过剩创造了文化生产的可能性，这种文化生产能够将自己从作为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支持者的角色中解放出来”
①。
所以伊格尔顿一直坚持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具有积极的功能，上层建筑是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的，这种需要源于“‘基础’本身是自我分裂的、被不可避免的对立所分裂”
，而“上层建筑的功能在于为了某一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协助处理这些对立”
②。
伊格尔顿一以贯之地沿用“意识形态”
这个概念来指上层建筑的这种功能。
可以看出，“文化唯物主义”
者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模式极为重视，一方面他们认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模式对于现代性文化批判具有重要的意义，“任何针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现代探讨从一开始都必定要考虑到具有决定性的基础和被其决定的上层建筑这一前提”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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