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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塾师原已“翻然变计，阅新书、学师范，投入学界而掌教学堂”
，但“近年来因学堂日见减少，教习之人浮于事也，亦有仍退居私塾者”
；学生也不乏“原在学堂者后亦改入私塾”
。
这还是“就苏、常诸郡风气早开之地言之，其他荒僻之地，更不知何如”
。
而“私塾之所以受社会之欢迎”
，也因办学较具弹性，其“善趋时尚者”
，教学内容“亦添入算学、图画等科”
。
这类“不新不旧之教法”
，颇“能迎合多数人之旨趣”
。
而新学堂则遵循西式作息制度，又收取各类额外杂费，乃“大招社会一般人之厌恶”
，反助私塾“日渐发达”
。
[19]
这样一种亲私塾远学堂的风气至少在农村是长期延续的，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看到的湖南农民，对“洋学堂”
仍然是“一向看不惯”
。
因为“乡村小学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
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
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
。
[20]又约十年后，有人对江苏江宁县淳化镇进行调查，农民仍然认为“新式学校是洋学校，所读的书是洋书，多不适合他们的需要”
，故许多人宁愿把孩子送入私塾。
[21]
而废科举者最关注的人才培养，至少在从政方面，其后几年间的成效也不理想。
梁启超在1910年指出，当初废科举，乃“欲举天下之仕者尽由学校，意诚善也。
然以今日教育现象论之，欲求完全之大学卒业生以为用，未知期以何年”
？为更有效地选任官吏，梁氏乃“悍然曰：复科举便”
！
当然，其实际的建议是采取一种类似科举的开放性考试选官制度。
[22]这也提示出，尽管清廷在废科举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安置既存有功名者，这类举措似乎并不成功。
与前引严复所论相比，梁启超对科举制的重新反省要彻底得多。
[23]中国传统政治从思想观念到实际治理的方式都有其发生发展的统系，且有其社会基础。
古人以为，实际的政治管理必须在教化可及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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