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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贾谊所说的“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然后民劝之”
。
同时，由教及政的观念也逐渐社会化，成为上升性社会变动的主要途径。
落实在体制上就是从汉代发端到唐宋成熟的通过考试选官的科举制，任何编户齐民只要能通过一定层次的考试就可以担任一定级别的官员，这样一种“布衣卿相”
的梦想曾经是四民之首的士和可望进入士阶层的乡村农业中产阶级的持续追求，可以说是典型的“中国梦”
。
[24]
当然，科举制的开放性很多时候是理想大于实际的；且随着中式者的积累，获得举人以上的士人中也只有一小部分人真能得官。
但正如前引夏曾佑的文章所说，这样明知有些侥幸的体制“足以相安千余年而不见其不可终日者，则以若辈虽多终身不得之人，而要无日不有可得之理，故其希望之心不绝。
即此希望之心，彼乃借此以养生尽年，而得以悠游卒岁矣”
。
[25]伴随着不甚高之教育投入的是上升性社会变动的不绝希望，正是科举制保障了这一梦想的持续，并以一定数量的成功范例鼓励之。
我们切勿低估这样一种体制保障带来的社会后果，据毛泽东在1930年以口述采集的方式进行的调查，江西寻乌县的教育水平相当高，全县识字率达40%，因女子基本不识字，男子识字率可能高达80%。
到1930年时全县虽仅有举人一人，却还有四百个秀才，即平均每千人中有秀才4个；且其分布相对较均衡：“南八区车头乡二千人中有秀才九人，也算是很多的；南八区龙图乡一千四百人中有秀才二个，则算是少的。”
可知秀才多的地方也不过略高于平均数而已。
这里的新教育也有一定成效，全县十万人口中有初小学生五千人（5%）、高小学生八千人（8%）、中学生五百人、大学生三十人，还有六个出洋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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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乌这样的教育水平部分或因其公田比例甚高，似有些世外桃源的感觉。
另一湖南人杨开道在1927年曾说，中国“一百个农民里头，不过有五六个人能识字；至于受过普通教育的人，则不过一个二个罢了”
。
故“农村社会里面的人民，多半没有知识”
。
[27]杨氏是专门研究农村的社会学家，其所说与寻乌的现象相去太远，究竟应采信何者呢？一方面，应充分考虑中国的“地大物博”
，尤其在公路和铁路尚少、机动车仅为少数人使用的时代，各地情形可能很不一样，区域性的差异和多样化是非常实在的。
另一方面，像杨氏这样的留学生常据其所学的西方数据来认识中国社会，实际仅处理有限的区域，复推而广之，故其所论未必具有代表性。
更接近实际的状况或许是，像寻乌这类地处赣、闽、粤三省交界处的偏远地区，一般或视其为“落后”
的典型，但在大变动的时代，反可能是一个“礼失求诸野”
的代表，即表现出那些交通更便利的地区一二十年前的状况。
也就是说，在很多乡村，识字率虽未必低到百分之五六，但读书人的数量日益减少、平均识字率逐渐降低应是一个相对普遍的倾向。
寻乌的初小学生人数大大低于高小学生，也提示着一种可能性，即别处已发生的情形开始在这里重复了。
[28]这一倾向的形成，与废科举是有一定关系的。
梁启超说，科举制“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
自此法行，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
。
[29]但随着“布衣卿相”
梦想的保障不再，而新式教育的投入又日益昂贵，乡村中人读书的愿望减低（如前述一些家庭宁愿放弃免费读书的机会），而读书的代价则增高，那些仍希望走此路的寒门之家比过去更困难了：清季官立学堂虽不收费，但办学层次较高，数量亦少；而民间之塾馆改为学堂者，基本是收费读书，且因变为他人“代为之延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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