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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学者的花费多是平均分摊的。
[30]
何刚德看到了今昔的重大差别：“从前寒士读书，无所谓学费也。
且书院膏伙，尚可略资以津贴家用。
今则举学中田产，悉数归入学堂；而学生无论贫富，一律取费；且膳宿有费，购书有费，其数且过于学费。”
据其观察，因学制转换而造成的中国人“失学之数，至少亦在百与五之比例。
此九五之数，国家欲扩充学堂，徐补此阙，力必不足；若用强迫手段，使此九五之数各自谋学，势更不行”
。
即使还有出洋留学一途，然“出洋之由于官费者，寥寥无几；其自费之费，即千金之家，亦必裹足”
，一般寒士是难以企及的。
[31]
这样，新学制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寒而向学之家的子弟失学愈来愈普遍。
还在废科举前两年，陈黻宸在和孙宝瑄论及拟议中的废科举时就说：“学校兴办不善，科举岂可骤废。
科举废，天下更少读书人矣！
今之学校，非强有力者、广通声气善钻营者，往往不能入。
此种学校何益天下！
使并科举废之，而天下寒贱之士缺望，将皆废书不观矣。”
[32]废科举后，举人李蔚然也指出，科举诚多弊端，但尚能“公平”
对待贫富。
而“今学堂学生，近城镇者入之，僻远不与；有势力者入之，寒微不与”
。
[33]两人皆观察到新学制对贫寒之家的实际排斥现象，而李蔚然更预见到后来日渐明显的城乡差别。
[1]袁世凯等：《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二），《故宫文献特刊·袁世凯奏折专辑》，1991页，台北，故宫博物院，1970。
[2][陈]冷：《时事批评》，载《时报》1905年9月6日，1张2版。
[3]《候补内阁中书黄运藩请变通学务、科举与科学并行、中学与西才分造呈》，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9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4]夏曾佑：《论废科举后补救之法》，载《东方杂志》第2年第11期，253页（栏页）。
[5]夏曾佑：《论废科举后补救之法》，载《东方杂志》第2年第11期，253页（栏页）。
[6]何刚德：《客座偶谈》，见氏著：《春明梦录·客座偶谈》（以下简作《客座偶谈》），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卷二，页8B。
[7]1902年的《钦定蒙学堂章程》，规定以原有义塾改办并有常年经费者，名为“公立”
；以家塾扩充或塾师设馆招生改办的，名为“自立”
；皆收束脩之费。
而《钦定小学堂章程》，则州县所设为“官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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