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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绅商所设为“民立”
，后者可借用地方公所祠庙，“官立”
者五年内不收束脩。
1904年年初的《奏定小学堂章程》则规定州县及大镇所设为“官立”
，以义塾或地方公款、捐款等所办者为“公立”
，一人出资设立，或以家塾扩充或塾师设馆招生的名为“私立”
，“官立”
者永不收学费。
各章程均收入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157～158、163～164、175～17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8]马儒行：《述吾乡之小学教育及民众教育——山西五台县永兴村二十余年来之新教育》，载《乡治》2卷2期（1931年6月18日），2～3页。
[9]市古宙三：《1901-1911年政治和制度的改革》，见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史》，第11卷，440～44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按这是市古先生持续的看法，他曾从清末绅权扩张的视角论证当年士绅颇能抓住新的机会，故废科举后不仅未受大影响，且日子比以前似还更好过，且直到1949年都基本维持其原有的社会地位。
参见IchikoChuzo，“TheRoleoftheGentry:AnHypothesis，”
inMaryWright，ed.，RevolutioPhase，1900-1913，NewHavenandLondon:YaleUyPress，1968，pp.297-317.不过，该书的编者芮玛丽当时就表示，虽然市古先生的论点表述十分得体，但她本人所见史实并不支持这一见解。
参见MaryWright，“introduidemed.，Revolution，p.40.
[10]参见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139～146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赵利栋：《1905年前后的科举废止、学堂与士绅阶级》，载《二十一世纪》2005年6月号。
[11]本段与下段，《论我国学校不发达之原因》，载《申报》，1909年5月24日，1张3版。
这位观察者并对新旧书商进行了调查，卖书者说，“各种教科书之销路，以丙午之春（即停科举之翌年）为最佳，自是至今，江河日下，大有不可终日之势”
。
而《论语》、《孟子》等旧书，在兴学堂后本“销路大减，至停罢科举后，其减益甚；一二年前稍稍增多，年来已复其旧矣”
。
书籍销售情形与学堂的盛衰大致相符。
[12]当年办学相对奢侈，四川总督赵尔巽在宣统二年正月致函学部说，“从前初办学务，多于表面上注意”
，糜费甚多，若不纠正，“不独将来学务无自扩充，即已成立之学堂，亦有不能持久之势”
。
故他已饬四川学司拟定整理学堂收支章程，经其“酌量裁节”
后的学堂建筑经费，仍为“各初小学堂之建筑费，至多不得过二千两，高等小学堂不得过三千两，高初两等同设不得过四千两，中学堂及与中学同等之学堂不得过八千两”
。
可知当年开办一学堂至少需银数千两。
见“川督赵尔巽致学部函”
，宣统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及所附“督部堂赵限制各学堂建筑及岁修各费不得任意滥用令（附简章）”
，宣统元年八月，赵尔巽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474。
此条材料承徐跃提示。
[13]毛泽东：《寻乌调查》（1930年），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105～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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