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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另一方面，新学堂改体罚为记过、扣分等方式不受农民青睐的原因似更复杂。
前引晚清的观察说，由于家长视子弟读书为虚应故事或酬应校董，则学生来学本非自愿，而教书职位却是教习的饭碗，遂形成一种“教员对于学生，方煦妪拊循之不暇，奚敢开罪学生”
的新现象。
[14]在此情形之下，由来已久的“尊师”
传统势将难以为继，也不排除有农民将废体罚视为教师有求于人而不得不“示弱”
的表现。
如马儒行所说，过去塾馆的老师是请来的，“东家待师隆重，徒弟对师恭敬，先生亦感快愉”
。
且“生徒之成绩佳否，即知先生之教训勤惰。
所赚束脩，不过应得之报酬，非其主要目的为赚钱也。
社会上对之，亦甚隆礼。
其人人格正直，则赚钱虽少，人亦优礼看顾”
。
自学校归村公办，即他人代为延师，“先生成为雇工，学生本强迫而来”
，师徒关系通过中介的“学校”
而建立，与前大异。
因“待师之礼既薄”
，老师“教生之心自冷”
，也不如从前负责了。
[15]
我要重申，中国的地大物博非常实在，不同地区可以差异很大。
钱穆在无锡**口镇果育学校读书时，全镇之人“对果育诸师长皆备加敬礼”
。
且此尊敬是从私塾延伸而来，“其时科举初废，学校初兴，旧俗对私塾老师皆知敬礼，今谓新学校尤高过旧私塾，故对诸师敬礼特有加”
。
新尊敬超过以往的一个例子是：该校唱歌先生华倩朔每周往返于苏州无锡间，每当其归舟驶过全镇时，“镇人沿岸观视，俨如神仙自天而降，其相重视有如此”
。
[16]
但在其他很多地方，乡民对新旧教育的“信任”
的确不同。
彭湃在1926年说：“农民的思想一半是父传子子传孙的传统下去，一半是从戏曲的歌文中所影响，而成了一个很坚固的人生观：以反抗（革命）为罪恶，以顺从（安分）为美德。”
就教育而言，“旧教育（如清时的八股先生）教其安分守己、顺从地主、尊崇皇帝，为农民所最欢迎；如新教育反抗命运风水等时，都为农民所讨厌”
。
[17]
新学在乡间得不到“信任”
，自容易导致新学生在乡村中不受重视。
胡适在1918年注意到：“如今中学堂毕业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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