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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由于学校里所教的功课，和社会上的需要毫无关涉。”
[18]这个状况是持续的，约三十年后，傅斯年仍说：往昔科举制也造游民，然为数不多；今“学校承袭科举制造游民，效能更大。
学校越多，游民越多；毕业之后，眼高手低，高不成，低不就，只有过其斯文的游民生活，而怨天怨地”
。
[19]如果一个中学生什么都不能做（有些事或亦其不愿做[20]），便不能不追求更高的学历或到外头去讨生活。
[21]
废科举后二三十年间，乡村新式读书人离村的现象是明显的。
彭湃在1926年说：“廿年前，乡中有许多贡爷、秀才、读书六寸鞋斯文的人。
现在不但没有人读书，连穿鞋的人都绝迹了。”
[22]杨开道大约同时也观察到，一方面是农村最缺“领袖人才”
，而乡村读书人向城市浮动已成“普通潮流”
：“一般有知识的人，能作领袖的人，都厌恶农村生活，都拋弃农村生活到城市里去。
农村社会费了金钱来教育他们的优秀分子，本想他们来作农村社会的领袖，来作农村社会的改造者；但是他们放弃了他们的责任跑了，剩下一班没有知识的农民，教他们怎么样能改善他们的生活？”
[23]
梁漱溟1929年从广州北上，考察了江苏昆山、河北定县及山西太原等地，他也发现：“有钱的人，多半不在村里了。
这些年内乱的结果，到处兵灾匪患，乡间人无法安居，稍微有钱的人，都避到城市都邑，或者租界。”
同时，“有能力的人亦不在乡间了，因为乡村内养不住他，他亦不甘心埋没在沙漠一般的乡村，早出来了”
。
[24]因内乱离村只是原因之一，更多人可能是到城市去寻求发展的机会。
这些人当然不尽是读书人，但读书人的比例较高，如前引江苏江宁县的统计，常住人口中男性文盲为82.2%，外出人口中男性文盲仅为63.9%，便可见一斑（此数字未必准确，但同一统计者据同一标准所得到的比例，应可借鉴）。
当时上海《民国日报》的一篇文章说，尽管不少读书人人喊着到“到民间去！
到乡间来！”
的口号，实在的现象却恰相反，“年年大批的毕业学生自乡村跑进都会，不见一个返到乡间”
，甚至“乡村小学的教师宁愿来都市为书局报馆抄写”
；致使乡村颓败，“只剩下少量的具有十八世纪头脑习惯的人在过着十八世纪的生活，用中古的技术求得生产来供给自己”
。
问题是，不但全社会“没有一人关心及乡村，总集团于都会”
，这些18世纪的村民“还要供给都市”
。
作者认为，“这样畸形的偏重的趋势再不能继续下去”
，各方面的人都应到乡间去工作，以“造成美丽的安适的丰富的乡村”
，更要“让乡村与都市平行的前进”
。
[25]
杨开道此前也提出，“农民缺乏知识，是我国农村生活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
；故“一班优秀分子不应该跟着普通潮流，去过城市的生活，而厌弃农村生活”
，反而应该“到农村社会去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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