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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932年11月，《申报月刊》组织上海一些教育家举行以“今日青年的烦闷与出路”
为题的讲谈会，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俞庆棠就说：
青年的职业，不应该专向城市里去找。
因为城市里面粥少僧多，时闹失业恐慌；青年要在城市里找职业，恐有登天之难。
近年来我国乡村的衰落及离村问题极为严重，我们希望城市里的青年们应该回到乡村里边去，作归农运动，帮助农民改造乡村，建设乡村。
[27]
前引胡适所看到的中学生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恐怕更多是他们进入城市的情形，与俞庆棠所见相同，说明城市也未必“需要”
和接纳这些知识青年，而新式大学的花费又不是一般家庭所能支付的，故这些人的“烦闷与出路”
确已成一大社会问题。
俞氏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当然充满城市人对农民和乡村的想象，[28]但她和其他许多人所共见的读书人“离村问题”
确实存在。
重要的是乡村读书人心态的转变，庄俞早在清末就注意到，新学堂教育出来的学生“骄矜日炽，入家庭则礼节简慢，遇农工者流尤讪诮而浅之”
。
[29]在耕读相连的时代，四民虽有尊卑之分，从天子到士人都要对“耕”
表示相当的尊敬；在耕与读疏离之后，乃有这样的新现象。
如黄炎培所说，包括乡村教育在内的平民教育，“不但没有造福平民，且给平民前途以很大的危险”
；即“在教育还没有能造成好环境时，早早诱导平民脱离他们的固有生活；即使事实上一时不得脱离，先养成他们厌弃固有生活的心理”
。
[30]
故章太炎指出：“自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以后，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
所谓“智识阶级”
，其实就是新教育建制的产物。
太炎敏锐地认识到，由于“城市自居于智识阶级地位，轻视乡村”
，进而产生了整体性的城乡“文化之中梗”
。
[31]后来逐渐引起世人注意的读书人之“脱离群众”
，部分即因传统的耕读生涯中止所致；民初的读书人学西人提出“到民间去”
的口号，虽未必皆去乡村，多少仍提示出城乡的分离。
在科举制废除后，传统士绅的数量只能日渐减少，而新学生又往往离村，则所谓“乡绅”
的成分便可能出现变化，乡村中的权势也可能出现转移。
毛泽东1930年在江西兴国县永丰区看到，当地管理公田的“公堂”
，仍“多数把持在劣绅手里”
。
他们“不是富农也不是地主”
，而“大半家里有些田，但不够食”
。
因其田产“不够食，所以要把持公堂，从中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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