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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该区的一乡、二乡、四乡，公堂由“劣绅管的占十分之六，富农管的占十分之四”
。
但在第三乡则出现了有意思的变化：“民国以前，劣绅管的最多，因为那时公堂要有功名的才能管得。
民国以后，富农管的最多。
与一乡、二乡、四乡恰好相反，十分之六是富农管，十分之四是劣绅管”
。
[32]
文中所说的“劣绅”
，恐怕更多是泛指有功名的传统士绅，盖文中并未出现和“劣绅”
对应的“正绅”
或“良绅”
等。
永丰区地处兴国、赣县、万安三县交界处，第三乡是其中自然条件最好的一乡，通常无水旱灾，地租的比例也比一乡、二乡、四乡要高10%。
可知“劣绅”
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多数地区尚能继续维持权势，但也已受到没有功名的“富农”
之有力挑战；在相对富庶的第三乡，“公堂要有功名的才能管”
这一规则已失效，呈现出明显的权势转移。
河南濮阳某村的一位读书人在1935年也观察到，该村因花生、盐等商品生产的兴起而导致村政权势的转移。
作者说，1920年以前，“村政完全掌握于旧式知识分子、家族长及一小部分地主的手中”
。
后来当地兴起花生业、枣业及小盐业等商业化经营，一些地主、富农、绅士及知识分子也参与其中，其“不营商业者，都因贫困化而丧失了固有权威”
。
结果出现“商人阶级掌握村政”
的现象：“现在的村长佐、里排长，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花生行、枣行、盐行的东家、小股东及经纪人。”
该村“近年以来的政治中心，已经由秀才、举人及家族长的宅第，转移到地主、商人及高利贷者所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商店之中”
。
[33]
在这两处乡村的基层权势转移中，都未曾看到新学生的身影，与旧式读书人衰落相伴随的，是“富农”
和经商者的兴起。
如果这些新兴的掌权者也逐渐纳入下层乡绅的范围，则乡绅的受教育成分显然降低，而其行为也可能会出现相应的转变。
早在废科举当年，夏曾佑即预言：“废科举设学堂之后，恐中国识字之人必至锐减。
而其效果，将使乡曲之中，并稍识高头讲章之理之人而亦无之。
遂使风俗更加败坏，而吏治亦愈不易言。”
[34]鲁迅在1907年便观察到“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特以自长营搰，当列其班”
的现象。
古所谓专制统治不过一独夫，今则“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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