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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样的胡适在上海却一向以国文吃香，可知那时十里洋场的国文已大衰。
但上海学堂的“新学”
水准，则还是相当不错的。
胡适在中国公学竟然以英文和算学见长，可见那时许多留学生，也只是徒有虚名而已。
至少从日本回来的许多留学生在“新学”
方面的知识水准实际上远不如上海有些私立中学校的学生，而这些留学生恰多是在各地新学堂受过训练者，则同为新学堂，其间的差距也可以相当大。
实际上，可以说正是清末的城乡差别、特别是安徽乡间私塾尚未沾染口岸风气的传统蒙学教育造就了后来被认为是启蒙大师的胡适。
在西潮入侵之后中国许多口岸地方，传统的教育方式已大大式微，其一个后果就是传统教育最讲究的“读书写字”
的基本功已较前薄弱。
那种眼睛盯着少数不世出的精英分子的中国传统教育，只有在与口岸没有怎么“接轨”
的乡间还基本存在。
而胡适正靠着乡间“国文”
的训练，在那“邯郸学步，反失其故”
的上海新学堂，打出了自己的天下。
也是靠着旧学的基础，再加上澄衷学堂的英文训练，他就能击败全国各地的许多学子，一举步入了庚款留学生这一真正全国性的少数精英群体。
胡适的经历同时体现了近代中国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的转变。
早期留学生多边缘人物而少“良家子弟”
，到科举改革时，留学已渐成学子的上选。
严复在1902年观察到：“近今海内，年在三十上下，于旧学根柢磐深，文才茂美，而有愤悱之意，欲考西国新学者，其人甚多。
上自词林部曹，下逮举贡，往往而遇。”
[19]胡适自己在1910年赴京考试前给母亲的信中就曾说，“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
这种心态到民国后已成普遍现象，民国“以官费留学为赏功之具”
（许多人愿领此赏，就最说明问题）。
胡适在美国读书时“留学界官费者居十之六七。”
他注意到：今日“国内学生，心目中惟以留学为最高目的”
。
他们“以为科举已废，进取仕禄之阶，惟留学为最捷。”
那时一旦得一本科学位归，即被“尊之如帝天”
。
世风的转变是极为明显的。
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的转变提示着近代中国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大变，即四民之首的“士”
这一旧的社会群体的逐渐消失和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知识分子”
这一新的社会群体的出现。
“士”
的消失意味着四民社会已成为历史，而四民社会的解体本身也是现代知识分子不得不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造因之一，两者之间是一种互为因果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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