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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来源既因社会变迁而中绝，其在社会上的领导作用也就空出。
传统的士作为四民之首这一社会角色的一个含义就是士为其他三民的楷模，分配给大众的社会角色是追随。
如刘大鹏所言：士“平居乡里，所言所行，使诸编氓皆有所矜式。”
[20]榜样与追随者的社会分工能够为双方接受并维持，各社会群体间就保持着一种相对稳定的有机联系，双方都不存在要辨明地位高下的必要。
随着四民社会的解体和新观念的引入，传统的社会分工遭到质疑，过去认为不言而喻的事情现在却需要论证了。
林白水在1904年时指出：“现在中国的读书人，都是以上流社会自命的；凡不读书的人，如工农商兵、共会党里面的人，都说他是下流社会。”
[21]以是否读书分上下流，本是传统的观念，但必须加以强调，则是社会已在变动的表征。
“读书人”
正是过渡时代的士与知识分子的共同点。
从士转化为知识分子那一两代人，在身份转换时确有某种困境。
由于新学先已成课士考士之途，清季最后十年科举考试产生出来的近代中国最后一代社会学意义上的士，在思想上和心态上恐怕已与传统的士大不一样；反之，这一代士人与中国最早一代的知识分子，其社会存在虽有根本的不同，在思想和心态方面，却每有相近之处。
当读书人的主体已是知识分子之时，上一代的“遗士”
有时也不免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所覆盖。
反过来，早期知识分子的心态和行为上，也处处可见士的余荫。
士与知识分子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参政与议政。
士集道统与政统于一身，有务本的责任，故要有远虑；对于眼前的国是，也必须有以因应。
对他们来说，“澄清天下”
同时落实在“人心”
和“世道”
两方面，即不仅意味着作“社会的良心”
，而且必然包括实际政治活动的参与。
一句话，他们必须既议政又参政（议政与参政的区分也是一种“现代”
的区分，对传统的士来说，议不过是参的一种形式而已）。
民初知识分子大体上认同于士这一社会角色，也力图继承士的社会责任；但他们相对要超然一些，多数是像胡适一样倾向于“讲学复议政”
，即停止在议政阶段，作“社会的良心”
，把直接参政置于第二位。
更有人试图将学术与政治分开，干脆钻进象牙塔，像胡适所说的“回到故纸堆中去”
，不问世事（这恐怕更多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故他们对政治可议而不参，也可视而不见，完全不议。
前者是新文化运动诸人所一意提倡，后者虽被鲁迅视为是“新思想中了‘老法子’的计”
，但确实是五四之后几年间许多知识分子“自己愿意”
的。
[22]
当然，个别趋新士人如蔡元培，专门提倡读书人不做官不议政（虽然他实际上既议政又做官），多少表现了时代的变化，即士的逐渐消失和知识分子越来越居读书人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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