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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用之用”
的背后，是“君子不器”
的长远追求；当下就要证明自身“有用”
于退虏送穷，等于是要求全体“君子皆器”
。
正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
过去读书人承担的更多是“远虑”
，而将“近忧”
让诸专门的技术型人才。
如今“远虑”
渐被束之高阁，而“近忧”
却在咫尺之间。
一旦“远虑”
被架空，举目四顾，便满眼皆是“近忧”
。
在退虏送穷的急务纷至沓来之时，“君子不器”
的追求也就逐渐转化为“君子不能器”
的社会认知。
瞿秋白预测“文人”
将逝之时是在1935年，两年后抗战的爆发更加凸显了读书学习的实用性，越来越少的人还在维持那种对“无用之用”
的追求。
相反，书生的“百无一用”
却成为长期流传的社会认知；即使那些专门化知识的学习者，有时也难逃类似的指责。
一方面，新时代的读书人有着更多的选择，包括真正隐退到所谓的“象牙塔”
之中。
另一方面，或许因为历史记忆尚未淡忘，读书人的责任感似乎并未减少——社会仍对他们寄予希望，他们自身也不时会挺身而出。
身处过渡时代的新型读书人，面临着一系列剧烈的社会和政治转变，其自定位也始终处于波动之中，更有着超乎以往的困惑。
用郑伯奇的话说：“在白玉砌成的艺术宫殿，而作剑拔弩张的政治论争，未免太煞风景。”
[6]传统士大夫本志在澄清天下，其社会定位亦然；而新型读书人却总是徘徊在学术、艺术与政治、社会之间，他们想藏身于象牙塔或艺术宫殿之中，与政治、社会保持某种距离；但不论是遗传下来的传统士人还是新型“知识分子”
的责任感，都不允许他们置身事外，所以不能不持续做着“煞风景”
的事，始终处于一种“不得不如是”
的无奈心态之中，难以抹平内心的紧张。
但更根本的紧张和冲突是，正如清季的“小政府”
不得不承担在短期内富强（即退虏和送穷）的大任务，像瞿秋白这样一个似乎没有专长的书生，可能还不得不承担领导“杀人放火”
的革命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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