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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高于人臣的见解,其实不过是换一种方式表述“君王圣明”
的传统观念。
[11]
1902年宋恕代瑞安演说会拟章程,其中的“禁演律”
即包括“不许盲贬唐虞、三代”
和“不许盲贬孔教、佛教”
,可知当时对传统的攻击已呈向全面发展的态势。
宋恕认为,“道德一线全恃孔教、佛教绵延,岂可盲贬”
。
更发人深省的是他关于为什么不能“盲贬唐虞、三代”
的解释:“今我国之政法礼教风俗大都起于元、明以后,于宋前且绝少相涉,何况唐虞、三代!
谈新者多盲贬,宜禁其于会所妄演。”
[12]
“盲贬”
一词原本意味着有理由的“贬”
或可允许,宋恕这一解释进而提示出试图抑制反传统者也对传统持相对保留的态度,他显然承认当时存在的“我国之政法礼教风俗”
并不高明,不过不应由“唐虞、三代”
负责罢了。
而“三代”
被“盲贬”
提示着一种倾向的出现:贬斥传统者既然无须具体,则被贬的对象大约也只是某种象征而已。
连以前几乎神圣的“三代”
都可以随意贬斥,余者就更不在话下。
马君武在次年论证中国学术无用时便说:“程、朱小儒,眼孔如豆,盛张谬说……陆、王之以禅学虚空率天下者,更无论矣。”
[13]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举足轻重的程、朱在马君武眼里已成眼孔如豆的“小儒”
(按如此则可谓“大儒”
者实亦甚寡),而陆、王更不足论,这当然不排除马氏受到清代汉学家反理学倾向的影响,然其在西方“新学术”
参照下对中国传统的整体轻视是非常明显的。
从“三代”
到程、朱、陆、王都可弃之如敝屣,中国传统渐成一负面整体的倾向已见端倪。
从谭嗣同到国粹学派的观念提示着一种把中国传统两分的思路。
[14]本来若新与旧或过去与未来不过是同一历史进程中的两段,它们或不必那样冲突或对立。
唯注重历史的思路既可以支持从“过去”
中寻找思想资源的取向,也可支持将现状的不如意归咎于历史,从而促成反传统的倾向。
清季鼓吹“国魂”
的蒋方震特别强调其“本之于特性,养之于历史”
的一面;他同时指出,“中国之恶习惯,殆与吾之所谓国魂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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