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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今日的文明，不是建立在基督教的爱和正义的理想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弱肉强食的准则——强权就是公理的准则之上”
。
当年德国夺取胶州湾和法国侵占广州湾，都是以一两个传教士被杀害为借口。
[8]
也就是说，个别传教士的死早已成为所谓基督教国家进行领土掠夺的理由。
这仍是章太炎指出的始创自由平等之人却对他人不取自由平等的意思，但当胡适提出这些基督教国家的行为应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负责时，他的意思实际上已比章太炎进了一步：如果西方不以自由平等待中国，则中国也可不以自由平等待西方。
义和团运动本是近代所有中外冲突中胡适最感不能为中国辩护者，但现在他已认为西方也要为此负一部分责任了。
在意识和学理层面，胡适无疑对民族主义颇有保留，但他不讲民族主义主要是因为中国国力弱，如果讲民族主义便为强国张目，故希望通过提倡世界主义来抑制欧西国家的弱肉强食主义。
同样，后来孙中山专讲民族主义、不讲世界主义也是因为中国弱，以为如果讲世界主义便为强国所用。
两人的出发点是一样的，关怀也是同样的。
区别在于孙看见民族主义在中国可能的聚合力，而胡看见民族主义在西方已出现的破坏力。
从根本上言，孙中山同样受中国传统的大同学说影响，他也不反对世界主义，只不过认为世界主义是下一阶段的事。
而胡适主张世界主义，是想越过民族主义而直接达到独立自主和国与国平等，其要想“毕其功于一役”
的心态又与孙中山同。
在理想的层面，胡适或者真希望世界一家。
他曾对本城一牧师说，“今日世界物质上已成一家”
，而世界“终不能致‘大同’之治者，徒以精神上未能统一耳，徒以狭义之国家主义及种族成见为之畛域耳”
。
[9]世界若真能一家，胡适就可脱离不高明的中国人之认同而成世界公民，当然也就不受“种族成见”
的影响了。
但一“家”
与世界公民并非同一概念。
“一家”
也好，“大同”
之治也好，这些词语的使用说明胡适自己所持仍是中国观念。
像许多20世纪中国读书人一样，他在安身立命之处仍向往着传统之士那种相对超越的心态。
与此相类，以“汉奸罪”
被论定的周作人，曾有向往“世界民”
的心态，一般多将其视为民族主义情绪较弱的一类。
他与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相关的思想演变过程，也很能说明趋向“超人超国学说”
正是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
周作人属于他所说的“受过民族革命思想的浸润并经过光复和复辟时恐怖之压迫者”
，他自述其早年具有“尊王攘夷的思想，在拳民起义的那时候听说乡间的一个洋鬼子被‘破脚骨’打落铜盆帽，甚为快意，写入日记”
。
后来读了《新民丛报》和《民报》等新刊物，乃“一变而为排满（以及复古），坚持民族主义者计有十年之久，到了民国元年这才软化。
五四时代我正梦想着世界主义，讲过许多迂远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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