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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可知周氏早年的民族主义与同盟会人相类，是以排满为主。
民国代清，这样的民族主义成为无的之矢，自然也就“软化”
了。
五四时代的周作人“因为对于褊狭的国家主义的反动”
而“养成一种‘世界民’（Kosmopolites）的态度，容易减少乡土的气味”
。
[11]他后来承认：“照理想说来，我们也希望世界大同，有令天下书同文的一天。
但老实说这原来只是理想。
若在事实上，则统一的万国语之下必然自有各系的国语，正如统一的国语之下必然仍有各地的方言一样；将来的解决方法，只须国民于有方言以外必习国语，各国民于国语以外再习万国语，理想便可达到。”
[12]民初知识分子试图将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共存的理想，在这里有清晰的表述。
到1923年，周氏“仍然不愿取消世界民的态度，但觉得因此更须感到地方民的资格，因为这二者本是相关的”
。
他自谓仍“轻蔑那些传统的爱国的假文学，然而对于乡土艺术很是爱重：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
具有多方面的趣味，而不相冲突，合成和谐的全体，这是‘世界的’文学的价值，否则是‘拔起了的树木’，不但不能排到大林中去，不久还将枯槁了。”
[13]这才是关键：向往作“世界民”
的中国读书人，最终是想要将中国排到世界这一“大林”
中去。
更年轻的创造社成员郑伯奇在几乎同时的一段话清楚地表达了许多人的共识，当时正在提倡“国民文学”
的郑氏感到有必要解释“国民文学绝对不是利用艺术来鼓吹什么国家主义或新国家主义的”
，且国民文学也不致与世界文学冲突，“我们是世界市民，我们是opolitans，这是我们的理想；我们是中国人，是汉人，这是现实……是个中国人，他便要观照中国人的生活，感触中国人的性情，关心中国人的运命，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文学家。”
[14]
早在近代讲洋务的初期，就有人主张“破华夷之界”
，因为西学也是“天地间公共之道”
，不得为西人所私有，华人也应当学习。
20世纪初年讲求无政府主义和世界主义的中国士人，实际也想“破华夷之界”
。
不过洋务时期的破是为了给学西方的行为正名，中国尚在主位；后者的破是想达到一种无中无西的境地，以避开西强中弱的身份认同，中国已居客位。
取向虽一致，而攻守之势迥异，两时段间士人自信心的强弱对比亦甚鲜明。
但两者间也有思想上的传承关系，也只有相信西学是“天地间公共之道”
，才可以从心里破华夷之界，才不致因尊西而心不自安。
但是，士人虽有超越民族国家认同的愿望，却超越不了中西确实有别这一现实。
郑伯奇等或仍在追求理想与现实之间鱼与熊掌兼得的境界，但西方主宰的“世界”
是否肯接纳“中国”
却是个待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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