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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如果我卖了一本书,那么我就不再拥有这本书;如果我将信息透露出去,那么我仍旧拥有信息这一资源。
实际上,拥有信息的人越多,信息体现的价值就越大。
虽然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信息将迫使我们从根本上修改基本经济理论,其在经济学上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
但对管理学而言,它的意义却远不止于此。
我们不得不逐渐修改基本假设,信息不是任何行业或任何企业的附属品。
信息的最终用途也并非单一的,任何最终用途也不能要求某种特定的信息与之相对应,或者依赖于某一种特定的信息。
由此可见,管理学界现在必须从这样的假设入手,即没有一种技术是任何行业的附属品;反之,在任何行业中所有技术都能够实际上也很有可能发挥重大作用,并对这些行业产生深刻影响。
同样,管理学界也必须以这样的假设为出发点:任何产品或服务的最终用途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任何最终用途都不是任何产品或服务所特有的。
这个假设也表明,无论是在企业、大学中还是在医院中,非客户(noner,即潜在客户)或没有成为客户的人群尽管没有客户那么重要,但他们越来越体现出与客户一样的重要性。
规模最大的企业(政府垄断企业除外)的非客户数量甚至超过了它的实际客户数量。
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很少能够超过30%,也就是说大多数企业的非客户数量至少占潜在市场的70%。
但与之不相匹配的是,对非客户有一星半点了解的企业非常少,知道他们存在的企业就更少了,更不用说了解他们是谁了,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成为客户的企业更是少之又少。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非客户始终都是变革的原动力。
上述假设还提供另外一条重要信息,即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不再是管理层的出发点,甚至也不是产品或服务的已知市场和最终用途,出发点应该落在客户认定的有价值方面。
出发点应该是这样的假设,即供应商没有提供的,就是客户需要的。
所有经验告诉我们,这个假设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客户认为有价值的始终都与供应商认为有价值的或认为具有优质品质的商品存在相当大的出入。
这个假设不仅适用于企业,同样适用于大学或医院。
换句话说,管理将越来越需要以这样的假设为基础,即技术和最终用途都不是管理政策赖以存在的基础。
它们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在可支配收入的分配上,客户的价值观和决策才应该是管理政策的基础。
因此,这些基础已经逐渐成为制定管理政策和战略的出发点。
由法律界定管理的范围
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管理研究的对象都是法律上承认的实体,即独立的企业,包括商业企业、医院和大学等。
因此,管理的范围是由法律决定的。
过去是这样,现在它仍旧是一个准确无误的假设。
这个假设是基于命令与控制的传统管理概念提出来的,命令与控制实际上是由法律决定的。
企业的CEO、天主教的主教和医院的院长拥有的命令与控制权都没有超出法律对这些机构的约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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