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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生活如果是由每月这个基金提供的一定薪金来维持,那么显然就与他在本职工作上所能获取的成绩以及获得的名望无关。
捐赠基金减少做出努力的必要性。
在某些大学,教师的薪金往往只占他酬劳的一小部分,其余大部分的酬劳出自于学生的学费以及酬金。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教师努力工作的必要性会或多或少地减少,但不会完全没有。
职业上的名望对于他来说仍然是相当重要的,他仍然对自己的学生们对他的爱戴、感谢和好评有所依赖。
他要得到这些,只有让自己配得上这些,也就是说,他必须以自己的能力和勤勉努力地履行各项职责。
当教师的报酬部分地来自学费时,必要性不会完全消失。
在其他某些大学,教师被禁止接受学生的学费或者酬劳,他的薪金就是他从他的工作中得到的全部收入。
在这种情况下,教师的追求和职责就完全处于对立的状态了。
每个人都喜欢过尽可能安逸的生活;不论他是否履行某项辛苦的职责,他的报酬都完全一样,那他肯定会完全忽视这项职责,即使有某种权力不容许他这样做,他也会在这种权力的容忍限度内尽量敷衍了事。
如果他生性积极,热爱劳动,那他与其从事这种没有奔头的职务,还不如去找点有好处的事情去做。
当他的全部收入来自捐赠基金时,做出努力的必要性完全不存在。
如果教师所服从的权力属于一个学院或者大学共同体(他自身是这共同体的一员),其他成员大部分也像他一样是教师,那么他们之间可能会形成一种默契,彼此纵容,只要自己的不称职可以被容许,那么其他同事的不称职也可以接受。
在牛津大学,大部分的公共教授这些年来甚至连表面上装装教师的样子也不屑了。
学院或大学的教师对于他们的同事是宽容的。
如果教师所服从的权力不属于他自己所属的共同体,而掌握在某些外部人物,如主教、省长或某个内阁大臣手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想完全不履行自己的职责是做不到的。
不过,这种上级所能做的,只不过是迫使他花一些时间在学生身上,即每星期或每年做一定次数的教授或演讲。
至于讲课的具体内容如何,那依然要看教师的勤勉程度,而他的勤勉程度又有可能取决于他要付出这种努力的动机。
此外,这类来自外部的监督往往可能是无知和反复无常的。
这种权力难免不具备人的任意性和专断性,行使这监督权力的人,既没有听过教授本人的讲课,可能也不懂他们讲授的那门学科,因此很难有鉴别和判断能力。
而且这种职位所产生的傲慢,也往往使这些人不关心他们自己做得怎样,倒是使他们喜欢胡乱任意地谴责或开除教师。
教师处于这样的**威之下,其身份必然降低,他们原本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现在却成为最卑贱最受轻视的人了。
为了在这种环境下有效地保护自己,他们只有寻求最有力的保护,然而最有可能获得这种保护的途径,并不是凭他们在职务上的能力和勤勉,而是曲承他上级的意志,并随时准备为这种意志牺牲他所在的共同体的权利、追求的荣誉。
只要在一段时间内对一所法国大学多多留意,就一定能看到这种外部的、专断的监督权所自然产生的影响。
外部控制是无知的和反复无常的。
不管是什么迫使一些学生不问教师的学问和名望去上某所学院或大学,都或多或少地会减少教师们具备这种优点和名望的必要性。
强迫青年人上大学,对教师有坏影响。
当只有在某一大学里待满一定年数才能获得艺术、法律、医学、神学各科的毕业生特权时,这必然迫使一些学生进入这些大学,而不问教师的学问和名望如何。
毕业生特权也算是一种学徒制度。
但正如其他学徒制度曾有助于技术上和制造业上的改进,毕业生特权这种学徒制度也曾有助于教育上的改进。
这样毕业生特权类似学徒制。
奖学金、研究费和助学金这类慈善基金,必然会吸引一些学生进入某个大学而完全不问这个学校的优点如何。
如果受这笔慈善基金资助的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他们自己喜欢的学校,那这种自由倒是可以激起各学校之间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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