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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be）之类的词汇表达自己的不确定性（因此，“我觉得那里没有水”
的意思是那里可能没有水）（Diessel&Tomasello，2001）。
在这之后，他们才会外显地推理第三人的心理状态。
因此，有假设认为，是谈话的需求使得人们开始外显地探讨心理状态，这种探讨最初并不全面，只针对他们自己对命题内容的认知态度。
随后，他们才能够推理每个人的心理状态，包括他人的和自己的，并以同样的方式与他人交流这些心理状态。
一旦人类能够外显地推理意图状态，他们就能够以全新的方式思考。
其次，被提及的认知过程是交流者的逻辑推理过程。
其中包括使用“和”
“或”
、各种否定词（如“不”
）以及暗示（如果……那么……）进行表达。
例如，在与他人的争论中，为了应对来自接收者的压力，说话者需要使用以上这些表达方式，让自己的推理过程更为明晰。
因此，与一般讨论中的交流压力类似，争论中的“逻辑压力”
会让争论者将程序化和非具象化逻辑运算用外显的语言表达出来。
我们可以想象其中第一个手势象形化的步骤是什么。
例如，在一些手势语（pantomiming）中表达“或”
这个词，会通过给予他人这个客体（用一只手给出），或那个客体（用另一只手给出）。
又例如，在日常社会交流中使用“如果……那么……”
这个手势语通常表达的是威胁和警示（如果X……那么Y……）。
在语言传统中，这些逻辑算子的符号化，让它们更加抽象有力，而更容易进行自我监控和自我反思。
最后，说话者通常会外显化一些前提假设和或共同基础，来帮助接收者理解。
例如，假设我们共同觅食蜂蜜，这是在文化共同基础下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文化实践。
在这个活动中，我们共享了一些知识来指导活动的进行——我们应该去哪些蜂巢寻找蜂蜜，应该搜索多高的树，需要使用哪些工具，使用什么容器进行运输等。
因此，如果你走开并开始把树叶编织到一起，我会耐心地等待，因为我们都知道树叶是用于运输的容器。
但是，这一知识暗含于我们的共同基础中。
而早期人类则会向合作者指出树叶的作用，将这一知识外显地表达出来。
我作为一名现代人类，通过一些交流的方式，让你注意到有叶子出现：“看，那里有一些很好的树叶。”
这以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吸引你的注意，但依然存在被误解的可能（好在什么地方？）。
所以，也许你会看向树叶，但一无所得。
如果我假设你没有理解我的意思，我会说“这是菩提树的叶子”
或者“我们需要一个容器”
又或者“我们需要菩提树的叶子来做一个容器”
等。
我直接告诉你让你注意树叶的原因（我错误地认为你可以从我们的文化共同基础中推测出来），明确自己关于交流的思维过程。
这一过程同样能够让我反思自己的思维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在它们只是内隐的共同基础时我不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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