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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严格控制党政公务开支，就理所当然成为铲除灰色收入的一大举措。
实践表明，我国的灰色收入除了隐蔽性、多样性、普遍性等特征外，还有以下四大特点：一是谋取对象的“公款化”
，即灰色收入源头主要来自公款，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化公为私”
；二是“权力特色”
，即绝大部分灰色收入是跟权力结合在一起的，“趋权性”
明显；三是谋取方式“集团化”
，常常表现为领导班子集体研究，然后在一定范围内人人有份；四是氛围“正当化”
，即灰色收入的发放名目繁多并且冠冕堂皇，收受起来个个心安理得[4]。
再从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看，在我国主要有以下五条渠道[5]：
一是表现为财政资金通过“条条”
（部门）渠道分配到各地时存在着严重的管理漏洞。
大量资金脱离财政管理程序，透明度低，滥用和漏失严重。
有些施工单位实际到手的工程投资还不到该工程拨款三分之一，其余的钱都到哪里去了呢？很大一部分就变成了灰色收入。
二是金融腐败普遍存在。
企业在正规金融机构贷款，正常贷款利息之外要额外付费以维持“良好借贷关系”
，这是一种“潜规则”
。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的调查结果是，2003年这笔费用相当于贷款额的9%，每年这笔钱数额上万亿元，基本上都变成了灰色收入。
三是行政许可和审批中的寻租行为。
例如，某些地方党政官员入股煤矿、医药行业，去世界各地旅游、娱乐、赌博，凭什么？无非就是把手中的审批权、检查权、资源控制权变成了灰色收入。
四是土地收益流失。
2005年我国有价出让国有土地16.3万公顷，其中实行“招拍挂”
的比例只有三分之一，而这两种做法产生的平均地价要相差四五倍，数额高达5400亿元。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成了房地产开发商的暴利，剩下来就成了有关权力者的灰色收入。
五是垄断行业收入。
2005年我国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设备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的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8%，可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却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高出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部分约有9200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灰色收入带来的。
从数量规模来看，上述五项中的灰色收入总数估计在3万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国灰色收入总额的70%。
所以，治理灰色收入重点应当放在这里，通过健全制度来减少腐败行为和灰色收入、缩小贫富差距。
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不是市场化带来的，而是制度不健全导致腐败和灰色收入逆向分配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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