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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担心，社会公众包括一些政府官员错误地把收入分配改革理解为涨工资，而实际上，“如果政府只想到用行政手段来提高工资，主要还是只能惠及‘体制内’，可能会拉大而不是减小收入差距。”
也就是说，这种通过涨工资进行的收入分配改革有一个先天性缺陷，就是只能覆盖一部分人，从而造成制度漏出。
在他看来，“目前的改革既需要有政治决心，也需要有一个综合性的权威改革机构来推进。”
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超越部门利益的机构来推动，改革很难获得实质性进展[9]。
怎样才能消除制度漏出效应呢？王小鲁认为，西方国家在经历了早期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后，为了把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社会可接受范围内，20世纪的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公共服务等进行过多项制度性改革，如累进所得税、转移支付、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制度等。
但显而易见，这些制度在我国目前还很缺乏，这是造成制度漏出效应的原因。
例如，我国的社会保障更多地是覆盖中等收入以上者，低收入群体的覆盖程度很低，并且实际享受到的保障程度更低；城乡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服务差异很大，存在着机会不平等。
正因这种制度漏出效应的存在，少数人通过非正常途径如贪污受贿、灰色收入等一夜暴富，侵占了社会资源、激化了社会矛盾。
所以，我国的当务之急是要在政府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税收体制、收入分配体制方面堵塞漏洞并消除弊端；同时实行阳光财政，把所有预决算公布于众，接受社会监督和质询。
换个角度看，消除制度漏出效应也是爱护干部的一项重要举措。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
可是如果“防潮”
措施做好了，要做到不湿鞋也不难。
具体地说就是从制度上堵塞漏洞，防止它成为引诱干部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诱因。
容易看到，一方面是大家在感慨中国的官员最好做，另一方面是官员自杀现象越来越普遍，百姓对此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
媒体在报道官员自杀原因时最常见的是该官员“长期患有忧郁症”
，以为这样一解释就可以让百姓信以为真了。
重庆市司法界的官员透露说，官员自杀的原因“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活不下去了，二是死去比活着更有‘好处’。”
前者是感到无脸见人，说明他多少还有点羞耻之心；后者是与政府对抗，即使自己死了也要把那些见不得人的秘密带进坟墓里去，以免殃及同党，同时也好把已经贪到手的财富留给家人，免得人财两空。
一位多次参与贪腐案件侦办的检察官说，绝大部分官员自杀都是因为贪污腐败问题已经暴露，或者开始被纪委、监察、检察机关调查传讯，甚至双轨、羁押后才自杀的；如果没有到这一步，就因为良心发现觉得自己愧对社会去自杀，但这样的比例非常小[10]。
由此可见，我国官员的生存环境并不乐观。
尤其是在当今各种官员之间已经形成牢固利益共同体时，官员自杀行为以后会越来越多。
显而易见，这种“丢车保帅”
并不会给其他人造成觉醒，所以非常有必要通过修改法律来防微杜渐。
即只要涉及到贪腐案件，即使当事人自杀了也要一查到底，而不是像现行法律规定的那样，只要嫌疑人自杀了这个案件就不查了，这样的规定不会对犯罪分子有震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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