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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前几章已经追溯了人类走出非洲并扩散到全世界的轨迹，它由考古学和遗传学共同阐释。
后者对于确定驯化是如何以及在哪里发生的，以及农业是如何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传播的问题上，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俄罗斯作物遗传学的先驱尼古拉·瓦维洛夫认为，可以通过观察现存野生作物近亲的多样性来追踪驯化发生和农业开始传播的地区。
他通过标记野生近亲的高度多样性，提出世界上有8个主要的农作物起源的核心地带，地域横跨非洲、亚洲和美洲。
他注意到核心地带并不在世界生物生产力高峰地带的中心区域。
巨大的赤道雨林就不在其列。
相反，它处在高低海拔之间和干湿区域之间的过渡地带，那里的边缘生态系统对季节的波动非常敏感。
这些过渡性生态系统有利于季节性植物生长，特别是种子植物，它们在核心地带占有优势。
瓦维洛夫提到的两个南部核心地带只有少数驯化作物，而对于剩余的六个核心地带，每一个他都归纳出了38—138个驯化作物的源头——全世界有接近700种植物为满足人类需要而转变。
▲有着9000年历史的耶莫（Jarmo）遗址，位于扎格罗斯山（ZagrosMountains）山麓，高出底格里斯河800米。
二战后的一段时期，瓦维洛夫的地图启发并引导了一系列重要的实地考察项目，这些项目为选定的“起源中心”
提供了历史和纪年。
他对核心地带作物多样性的关注很快引起了考古学的兴趣，并在之后的年代通过持续的实地考察和分析来延续这一兴趣。
这些核心地带被研究得最深入的是小亚细亚地区，它也和詹姆斯·布雷斯特德（JamesBreasted）所提出的弧形地带相对应。
这位学者把考古学和《圣经》历史结合起来，将尼罗河、约旦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土地连接成一个连续的弧形，将其命名为“新月沃地”
。
他的学生罗伯特·布雷德伍德（RobertBraidwood）和琳达·布雷德伍德（LindaBraidwood）沿着这条弧线继续探索，连同他们协助发现的考古新证据把研究向前推进。
如9000年前的耶莫遗址对我们了解农业的出现就至关重要。
耶莫不在底格里斯河下游，而是位于扎格罗斯山山麓一座800米高的山丘上，底格里斯河从旁边流入山谷。
这被证明是一种反复出现的模式，引发布雷德伍德夫妇强调“侧翼丘陵区”
，即**的山脉和其底部堆积的山麓沉积物之间的接合部，作为农业出现的主要关注点，其次是稍后将完全被用于农耕的谷底地区。
从河谷到河谷边缘的山麓地带，这样的转变是一个在其他农业起源中心地区反复出现的主题。
早在中国的考古工作开始之前，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就被视为汉族祖先的聚居地。
当20世纪第一批考古学家开始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等遗址进行实地考察时，他们确认了黄河的重要作用。
到了20世纪60年代，由于在河姆渡发现了大量早期的稻谷，南方的长江也被认为是早期农业的重点区域。
在过去20年里，在中国的北部和南部，更精细的勘测以一种与布雷德伍德夫妇的“侧翼丘陵区”
相呼应的方式，将人们的注意力从河谷转移到了两侧的山麓，那里**的山岩再次被较软的山麓沉积物覆盖。
再来看新世界里瓦维洛夫提到的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这两个中心地带。
这些都是20世纪中期寻找农业起源的目标。
当理查德·马尼士（Rieish）从墨西哥特瓦坎（Tehua）山谷上方荆棘丛生的高地上的科克斯卡特兰洞穴（cave）中找到小玉米棒子时，这个位置与旧世界的侧翼丘陵区产生了共鸣。
瓦哈卡山谷（OaxacaValley）上方的吉拉·纳奎兹洞穴（GuilaNaquitzcave）说明了早期遗址的地势较高，这可能是中美洲植物被驯化的最早证据——大约在1.075万年前葫芦被驯化。
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中心地带将海拔高度的主题发挥到了极致，那里种植了玛卡（maca）、苍白茎藜（ca?ihua）、块茎金莲花（mashwa）、酢浆薯（oca）和苦土豆等高海拔作物，每种作物都适应了4000米左右的海拔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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