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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它们可信的话，周人在公元前1046年的一场战斗中击败了商朝，并在黄河下游沿岸建立了要塞。
考古证据表明，他们把帝国的中心向北转移到了陕西丘陵地区，在黄河转弯处以西。
周人完成征服后没有延续所有的商朝传统。
的确，除了虔诚的祷告，他们逐渐放弃了最神圣的商朝仪式：甲骨占卜。
周朝在公元前8世纪解体，即便他们在此之前拓展了中国的文化疆域，但他们的领袖并不是商朝模式下统治所有世界的全能君王。
敌对的国家在他们周围成倍增加，自己的权力则日趋受到侵蚀和分散。
但他们首创了天命的意识形态，即天命使周从一块小地方崛起。
中国后来建立的所有国家都继承了同样的观念，即君权天授。
此外，所有随后的政权更替都有同样的宣言，即天命将权力从一个腐朽的王朝转移到一个更具美德的王朝。
周朝为中国的统一和延续创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神话，这个神话主导了中国人对自己的看法。
这个神话经久流传，现在也成为西方标准的中国观，即在西方世界眼中，中国是一个整体，有着庞大且异常持久的统一文化。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中国，此时中国处于周朝的统治时期。
文明的某些方面幸存了下来，但是它的重心被转移到了上游地区。
社会和日常生活本质上保持原样。
这是中国历史上经常重复出现的模式。
与此同时，在新世界，中美洲和安第斯山脉地区也有有关环境的雄心勃勃的行动，但都没有表现出很强的持久力。
尽管在公元前2千纪的转折点后，失败者多于成功者，但埃及的顽强幸存成了一个突出的案例。
公元前2千纪末抵御外敌入侵的成功使埃及农业系统的基本生产力得以保持。
即便如此，埃及的发展也受到限制。
努比亚也就是今天的苏丹，位于尼罗河上游的瀑布区，公元前1000年它从埃及的记录中消失了。
这是一个重大的逆转，因为沿尼罗河扩张其帝国一直是埃及最坚定的目标之一。
大量的象牙、努比亚提供的雇佣兵，以及使埃及的黄金“像大海的沙子一样充沛”
的河流贸易，长期以来一直将埃及的注意力引向南方。
埃及开始对中非产生兴趣是在公元前2500年，当时探险家哈尔胡夫（Harkhuf）进行了三次探险，带回了“香料、乌木、香油、象牙、武器和各种上好的特产”
。
哈尔胡夫俘虏了一个侏儒，“这个来自精灵之地的人会跳神圣的舞蹈”
，这令年幼的法老佩皮（Pepi）着迷。
在给探险者的信中，法老下令要非常小心地看护他：“每晚巡查十次。
因为我希望见到这个侏儒，比见到西奈（Sinai）和蓬特（Punt）的所有产品更为迫切。”
交流和商业导致位于第二瀑布以南，与埃及相仿的努比亚国家的形成。
埃及试图影响或控制这个国家，有时建立要塞据点，有时发动入侵，有时将自己的边境向南推进到第三瀑布之外。
当努比亚人变得越发强大，越发难以驾驭时，法老们的铭文里出现了对努比亚人的诅咒。
最终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法老图特摩斯一世（Tut-moseⅠ）发动了一场进军第四瀑布以南的战役，征服了库施（Kush）王国，使努比亚成为其殖民地。
埃及在努比亚修建了大量要塞和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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