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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斯和中国之间的广大地区，许多当地商人接受了路过的穆斯林商人的宗教，因为共同的信仰促进了不同背景的商人之间的信任。
部分当地统治者也信奉伊斯兰教，目的是从接待商人中获利，并避免遥远的西方穆斯林统治者的军事打击。
尽管这些动机看起来颇有心机，但大多数皈依是虔诚的，中亚穆斯林随后在中东产生了强大的政治和文化影响。
随着伊斯兰教在中亚突厥民族间的传播，塞尔柱（Seljuk）突厥人于1055年攻占巴格达，建立了政权。
塞尔柱哈里发成为逊尼派伊斯兰教的捍卫者，并推动了其领土内的突厥化。
在中国西部，沿着贸易路线定居的外国穆斯林商人通过与当地女子结婚和收养被遗弃的孩子，逐渐扩大了他们的社区规模，那些孩子则被抚养长大成为穆斯林。
随着蒙古人征服整个亚洲，13世纪的“蒙古治世”
（PaxMongolica）大大增加了丝绸之路沿线的贸易量，以及穆斯林的数量。
蒙古征服也开启了罗马天主教对中国的传教之路。
作为统治波斯的蒙古人和罗马教皇之间短暂沟通的成果，一位名叫约翰·孟高维诺（JohnofMonteo，1247—1328年）的方济各会士成为拜见忽必烈的使者。
孟高维诺于1294年到达蒙古首都大都（又名汗八里，今北京），在那里晚年的忽必烈帮他安了家，但拒绝成为一名基督徒。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方济各会（后来其他团体也加入进来）建造了一座带钟楼的教堂，给大约6000人施洗，将《新约》和《旧约·诗篇》翻译成蒙古文，还买下了150名贫困男孩，给他们洗礼，让他们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并组成了唱诗班。
在1307年，孟高维诺被任命为天主教汗八里总教区第一任总主教。
如果有任何新的中国天主教徒活到了1369年，他们将会同景教一起受到明朝驱逐所有基督徒的影响。
印度洋的海上航线也促进了世界宗教的传播。
到3世纪（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基督徒已经到达印度南部，并建立了圣托马斯基督教社区，约翰·孟高维诺在去中国的路上曾拜访过那里。
伊斯兰教沿着印度洋的商路传播得更广，几乎每个港口都有穆斯林社区。
大约9世纪，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定居在城邦国家中，它们位于长达3000千米的以“斯瓦希里海岸”
闻名的东非海岸。
他们与当地非洲人杂居，后者逐渐皈依了伊斯兰教。
摩洛哥学者伊本·白图泰（IbnBattuta）在1331年访问了斯瓦希里的城镇，他笔下的城镇十分热情好客，清真寺宏伟壮观，经济繁荣富足。
伊斯兰教也通过与商人的接触传播给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人，当地商人是最早皈依伊斯兰教的人，随后是当地贸易国家的统治者。
穆斯林地理学家巴克里（alBakri）记录了在11世纪一个北非商人如何促成一位西非国王的皈依。
他说土地所遭遇的可怕干旱可以通过背诵《古兰经》祈祷文来解决。
这两个人祈祷了一整夜，非洲国王在这位商人的阿拉伯语祷告中又加了一句“阿门”
。
国王对伊斯兰教力量的信仰在拂晓的倾盆大雨中得到了证实。
虽然这个故事在历史上可能并非如此，但它说明了一个更大的现实，即在通过市场向撒哈拉以南土地的宫廷传播伊斯兰教方面，虔诚的商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使统治者皈依在其宗教中是一种常见的策略。
在西罗马帝国崩溃后，基督教传教士试图在欧洲所谓“异教徒”
民族中赢得统治者。
5世纪初，在圣帕特里克（StPatrick）使爱尔兰人皈依的早期努力中，重点就是当地首领。
法兰克国王克洛维（Clovis）在这个世纪末的受洗非常重要，因为它确保了其继承者强大的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成为罗马教皇的盟友。
一个世纪后，坎特伯雷的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说服肯特国王成为一名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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