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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食物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更好的生活机会，以及更多的工作。
人们不得不重组他们的社会来管理日益扩大的组织。
重组通常意味着更多的永久性村庄、更强大的财产控制权以及更大的政治、经济和性别不平等，但它也带来了知识、劳动专业化和复杂性的增加。
人们有自由意志，可以（也确实）选择抵制部分或全部的这些趋势，但几千年来，走向“有利于增长”
的制度和价值观的群体取代了那些没有这样做的群体。
这些制度和价值观包括父权制、等级制度和奴隶制，以及文学和高雅文化。
公元前1.25万年，乡村生活在中东出现，驯化出现在公元前9500年，而农业则在接下来的2000年中走向成熟，没有哪一个是一蹴而就的。
农民不断学习轮作谷物和豆类以免耗尽土壤肥力；学习使用梯田；学习把动物套在犁和车上，利用它们的粪便来增加农作物产量；学习使河流改道以灌溉庄稼；学会去除土壤中的盐分，因为灌溉造成盐分在土壤中沉积；学习使用金属工具挖掘他们的土地；等等。
创新提高了产出，支持了更多的人口，也就需要更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
但是为了支持这些创新并团结这些群体，人们必须不断革新他们的制度和世界观。
每一种解决办法都产生了新的问题，但从长期来看，最常采用的战略之一便是扩大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规模。
一个公式解释了本章开头的很多统计，即“超人+漫长的夏天=增长”
。
然而，它显然不能解释迄今为止所见图景中的全部内容。
有些人比其他人更优秀，我们需要知道个中原因。
地理位置的力量
上文地图显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通常聚集在我所说的“幸运纬度”
（luckylatitudes）上，这是一个在旧世界从中国延伸到地中海，在新世界从秘鲁延伸到墨西哥的带状地区：在这里，环境和历史结合在一起，促进了经济繁荣，刺激了创新，加速了变化。
进化论者和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Diamond）在他的经典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解释了原因，但历史学家并不总是理解他关于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1350年的讨论。
如果不了解一些史前地理情况，我们就无法理解这几个世纪。
戴蒙德指出，严酷的事实是，在冰河时代末期，潜在的可驯化动植物分布非常不均匀，绝大多数是在幸运纬度上进化而来的。
考虑到人类在任何地方都大同小异，这意味着那里的人极有可能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早地驯化动植物。
这在幸运纬度地区更容易达成。
此外，戴蒙德观察到，即使在幸运纬度地区，资源分布也不均衡。
欧亚大陆最富饶的地区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东，其次是东亚和南亚，然后是墨西哥和秘鲁。
因此，驯化的迹象首先出现在中东（大约公元前9500年），接着是巴基斯坦和中国（大约公元前7500年），然后是墨西哥和秘鲁（大约公元前6250年）。
在资源稀缺的幸运纬度之外的地区，北美东部大约在公元前4500年开始了驯化，萨赫勒和南部非洲则是在大约公元前3000年之前，新几内亚是个迷人的局外之地，其驯化至少早在公元前6000年就开始了，我后文将会谈到。
总的来说，一旦开始走上增长之路，世界各地都会遵循大致相似的时间表。
从第一次干预其他物种的基因组到拥有数百名居民的永久性农业村庄，通常需要2000—4000年的时间。
然后，农业村庄又花了同样长的时间成长为我所说的低需求国家，它已经出现了君主、神职人员和贵族，通常还有书写文字。
再经过1500—2500年，这些国家变成拥有数千万臣民和极其复杂的精英文化的高需求国家。
时间进度的细节取决于当地的资源、每种文化的特点及其成员的具体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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