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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MalabarCoast），科钦（）、卡利卡特（Calicut）和其他港口的统治者掌管着一个由内陆供应商和不同的商人社区组成的松散网络，来自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组成了最大的社区。
不过犹太社区在那里的时间也不短，他们与中东和非洲都有联系。
而东南部的科罗曼德尔海岸（a）上的港口，其贸易甚至更多，它们横跨东印度洋，并与中国有联系。
从东印度洋到南海的天然通道是位于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马六甲海峡。
1407年，郑和船队在第一次远航的返程途中，摧毁了驻扎在苏门答腊常年阻碍贸易的中国海盗窝点。
随后出现的权力真空很快被位于马六甲海峡马来一侧的新港口[马六甲（Melaka）]取代。
凭借着安全可靠、税收低廉的优势，这个新港口迅速赢得了东南亚、中国和印度商人的青睐，使马六甲一跃成为商品贸易的首选之地，市场上随处可见来自香料群岛（Spids）的香料，缅甸的红宝石、麝香和锡，苏门答腊的黄金，以及中国和印度种类繁多的商品。
据一位公元1500年后来访过的游客所说，当时此地商人团体使用的语言多达84种。
为此，有四位马六甲官员负责维持各种不同语言人群之间的沟通与秩序：第一位负责数量众多的古吉拉特商人，第二位负责印度其他地区和缅甸的商人，第三位负责东南亚商人，而最后一位负责中国和日本商人。
环境、经济和西方的扩张
在鼠疫大流行和明朝航海之后的一个世纪里，欧洲人进行了一系列海上探险，其规模虽比明朝小，但在拓展全球联系方面却更为重要。
此外，欧洲人无意中造成了传染病的传播，造成美洲许多土著人死亡，这将在下一节中讨论。
这两组来自东西方的平行事件虽然表面上相似，但在动机、背景和后果上截然不同。
基督教的西方与富有的东方有着长期的间接关联。
如前所述，威尼斯和热那亚率先通过北非和中东的穆斯林商人与印度洋建立了贸易联系。
这一时期，当意大利北部的商人将经贸关系从阿尔卑斯山扩展至荷兰时，汉萨同盟（HaicLeague）也将贸易联系拓展到德国与俄罗斯地区。
虽然14世纪中叶的黑死病大流行和15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对外扩张削弱了这些联系，但在危机缓解之后，这些商业网络得以重建。
不过后果是，大多数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对发现新的海上航线不感兴趣，或者即使有兴趣，地中海的单层甲板大帆船也难以应对大西洋暴风雨的挑战。
相反，积极寻求海上新航线的是欧洲西南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王国，它们与东方的商业联系比意大利人弱。
同样重要的是，伊比利亚基督徒为摆脱穆斯林统治而进行的长期斗争使他们不愿与穆斯林结盟。
或者更确切地说，十字军夺回土地的行动有着根深蒂固的反伊斯兰思想。
卡斯蒂利亚（Castilla）女王伊莎贝拉（Isabella）和阿拉贡（Aragón）国王费尔南多（Ferdinand）于1469年结婚，他们在伊比利亚的征战一直持续到1492年，穆斯林统治的最后一个国家格拉纳达[2]（Granada）也落入他们的军队之手。
在1250年完成再征服后，葡萄牙人将他们的十字军行动扩展到了北非伊斯兰地区。
1415年，在穆斯林王国摩洛哥处于虚弱之际，一支葡萄牙军队得以夺取富饶的休达（Ceuta）港口。
攻击休达的首领亨利王子（Prinry，1394—1460年）是葡萄牙国王的第三个儿子，他显然知道港口的财富来自撒哈拉以南运来的黄金。
他对非洲海岸的后续勘探进行持续赞助——看起来并非完全出自商业动机，这为其赢得了“航海家亨利”
的头衔。
当时的记载赋予亨利的赞助行为以高尚动机，使其与明朝郑和航海的动机相呼应。
在1460年亨利去世后不久，他的官方传记作者在描述其动机时，首先列出了对北非以外地区事物的好奇心，其次是个人抱负以及一系列宗教原因：与现有的非洲基督徒建立联系并招募新的非洲信徒，他们都可能是继续反对穆斯林霸权运动的珍贵盟友。
为了资助这项殖民计划，亨利王子得以利用基督骑士团（OrderofChrist）的资源，并在1420年被任命为该骑士团的行政长官。
由于他们在将穆斯林赶出葡萄牙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该骑士团获得了大片土地作为奖励，并在葡萄牙人发现的所有新土地上都保留了推行基督教的职能。
葡萄牙人在其装备精良的船帆上印有基督骑士团的红色十字军标志，暗示了这种探索的混合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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