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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刻画了一艘印度洋船只的浮雕板，藏于爪哇岛婆罗浮屠（Borobudur）内的佛寺（建于9世纪）。
▲印尼的香料市场，已交易了几个世纪。
最初，欧洲人寻找香料，特别是来自印度的胡椒和来自摩鹿加群岛的丁香和肉豆蔻等“上等香料”
，其中部分出口到欧洲，但主要是为了庞大的中国市场。
这种外来香料的利润率较高，但欧洲对亚洲胡椒的需求日益旺盛，在18世纪开始的前30年，每年的需求量约为340万千克。
出乎意料的是，其他商品也变得更加重要。
在17世纪，印度向大西洋出口的棉纺织品的价值超过了香料贸易。
到17世纪70年代，每年有100多万块棉布流入欧洲，使英国不得不颁布法律来保护国内生产。
当时，胡椒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出口额的五分之一，但纺织品的重要性是其三倍。
当时还有一种贵重的丝织品贸易——货物主要来自中国。
到了18世纪中叶，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和爪哇的咖啡豆，尤其是来自中国的茶叶，已成为出口到欧洲的热销商品。
茶的价值是胡椒或上等香料的两倍，咖啡的利润几乎与之相当。
在西方逐渐形成了饮茶的习俗，随之而来的是中国泡茶的称呼（tea，chai）。
▲威廉·丹尼尔（WilliamDaniell）于1808年创作的《东印度码头的景色》（AViewoftheEastIndiaDocks）。
从图中可以俯瞰南边的格林威治半岛（Greenwisula），右边是环绕犬之岛（IsleofDogs）的河流。
尽管新的海上航线降低了亚洲商品的价格，并大大增加了它们在大西洋地区的进口量，但认为欧洲人完全控制了局面，那便是一种误解。
从16世纪中期开始，荷兰东印度公司逐渐控制了印度尼西亚相当大的一部分地区。
一个世纪后，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部分地区增强了直接控制，但核心控制区域仍然是带有码头、仓库和一个欧洲聚居区的小型前哨站。
欧洲商人是无人控制的更大经济体系的参与者。
对欧洲人来说，与当地商人和制造商的长期联盟与合作，要比他们不时通过暴力获得的短期优势重要得多。
欧洲人的主动性值得称赞，但将注意力集中于他们在亚洲、非洲的伙伴与对手上，会让事态显得更为复杂和现实。
当然，非欧洲的种植者、制造商、商人和政治家也值得关注。
在香料、纺织品和其他产品的交易背后，有着各种层次的技术娴熟的农民、工匠和当地的商人。
例如，从1500年起，印度和其他地方的种植者对于稳定的胡椒贸易是不可或缺的。
同样，亚洲其他地区的农民是上等香料的来源基础，而中国农民的劳动是巨大的茶叶贸易的基础。
孟加拉和印度南部的纺织工人所生产的高品质棉纺织品，成为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制成品。
从古丝绸之路开始，丝绸的生产就一直由中国工匠主导。
12世纪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曾报告说，一年中每天有一千车的丝线进入忽必烈的首都外的一个巨大市场。
葡萄牙人在澳门购买了大量丝绸，中国商人把更多丝绸带到马尼拉和马六甲的市场，这些市场是欧洲贸易公司和许多其他国籍的商人经常光顾的地方。
印度洋的港口城市必须决定是与欧洲人结盟还是反对他们，这个决定常常受到宗教的影响。
例如，两个相互竞争的港口占据了斯瓦希里海岸的中心。
如前所述，蒙巴萨避开了达·伽马舰队的到来，但较小的港口马林迪的穆斯林统治者提供了一个越过海洋到达马拉巴尔海岸的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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