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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后，一支装备精良的葡萄牙舰队向斯瓦希里海岸进发，炮轰了蒙巴萨，但放过了马林迪。
同样，在主要的港口卡利卡特，好战的葡萄牙人和那里的穆斯林贸易社区相互反感，可那里的印度教统治者却相信了葡萄牙人。
随后，卡利卡特在一系列冲突中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而其较小的邻国和对手科钦则通过与葡萄牙结盟而变得更加重要。
在其他地方，欧洲对战略港口的占领，往往导致亚洲贸易界将业务转移到同一地区的另一个港口。
▲这幅画创作于1649年，描绘了停泊在巴达维亚的亚洲和欧洲船只，以及一艘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船上装载着从芝利翁河（gRiver）顺流而下的货物。
河的左边是前巴达维亚城堡，它保护城市免受攻击，右边是西岸仓库（WestzijdschePakhuizen）。
另一种策略是将合作与逃避相结合。
庞大的古吉拉特原住民社区广泛投资中东贸易，巧妙地捍卫了他们的最大利益。
古吉拉特邦向葡萄牙人支付了保护费，以确保通过葡萄牙人的海上巡逻获取海路安全，但他们在风险较小的海上规避了费用。
贸易共同体占了欧洲主要港口人口数的绝大部分，其利己主义也很明显。
1600年，古吉拉特的印度教徒、耆那教徒和穆斯林是霍尔木兹人口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而名义上的“统治者”
葡萄牙人只占居民人数的17%。
在菲律宾马尼拉的西班牙总部，1600年时中国居民的人数是西班牙和墨西哥居民的8倍；类似的比例在其他地方也很普遍。
此外，大多数欧洲人是单身男性，他们从当地人那里找女朋友和妻子。
葡萄牙人偏爱从亚洲基督徒中找伴侣，荷兰人则喜欢从有一半葡萄牙血统的天主教徒中选择。
这个新的中间社区，在血缘和文化上都将欧洲人和当地人联系在一起，他们语言流利，跨文化交流自如，是强有力的中介。
▲1565年，年迈的瓦斯科·达·伽马担任印度总督。
图片来自《利苏艾尔特·德阿布雷乌书卷》（LivrodeLisuartedeAbreu）。
▲英国皇家植物园的邱园宝塔，由威廉·钱伯斯（WilliamChambers）爵士于1762年设计建造，他在18世纪40年代曾三次航行至中国，潜心研究中国建筑。
宝塔模仿了中国的设计，高达50米。
到1350年，南方沿海城市广州的商人群体主导了中国的对外贸易。
此后不久，明朝的首任皇帝就将那里的对外贸易限制在朝贡体系之内，禁止中国商人出国。
结果，福建商人只得在海外定居。
爪哇北部海岸和苏门答腊岛形成了两个早期社区。
由于中国官方的海禁政策无法被长期落实，从1600年开始，在马尼拉、巴达维亚以及日本长崎出现了大量的中国商人。
福建商人通常带有他们周围环境的文化特征，那些在苏门答腊的福建商人被描述为穆斯林；而在马尼拉，也有相当数量的福建商人被认为是天主教徒。
在1639年葡萄牙人被驱逐出日本之后，福建人和荷兰人一样，被限制在长崎为他们设置的特殊区域。
福建人对其所有的亚洲和欧洲东道主而言都很重要，双方都受益于彼此的联系——当然，马尼拉和1740年巴达维亚对中国人的周期性屠杀除外。
传统的西方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亚洲和非洲大国往往无视贸易，因为它们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土地税，这种看法并不完全正确。
贸易对埃及的重要性解释了为什么马穆鲁克统治者派出两支舰队对抗葡萄牙人，第一支舰队在古吉拉特邦遭遇耻辱性的失败，第二支舰队转而征服也门富裕的贸易港口，也许其目的是封锁葡萄牙人进入红海的通道。
对也门的袭击似乎导致了奥斯曼帝国于1517年征服埃及，这使奥斯曼帝国对印度洋贸易和大西洋新航线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埃及商人得到奥斯曼帝国的安全保证，威尼斯人和其他欧洲商人也得到同样的承诺，奥斯曼帝国会保障开罗的香料贸易可靠地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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