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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治中立的一个完美例子。
被陈列进博物馆是“每一种前卫艺术形式皆可预见的命运”
，而MONA正是这样做的，因为它在防弹玻璃背后，调和了大众与先锋艺术偶尔真正的革命目标之间的矛盾。
▲大卫·鲍伊，被称为“不合群者和叛逆者的捍卫者”
，成为在市场资本主义中获得成功的典范。
然而，在当今的后现代世界中，前卫已不复存在，因为一切要么接受要么被迫接受，市场本身也极其多元化。
与此同时，古老的销售策略依旧有效。
意大利诗人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D’annunzio）为售出更多自己的书籍而公开了自己的死讯，此举让其名噪一时：这些创业技能仍属于世界各地的一些艺术家和知识分子。
它们被新技术放大了，而且毫不受限。
此外，现代性标志着个体说话者与话语内容之间的新联系，彻底改变了话语本身的真理价值，谁说的比说了什么更为重要。
这是成熟的现代性和后现代世界最强大、最危险的手段。
虽然异端是近代早期的问题，但不管异端是谁，随着审查制度的减弱，成熟的现代性带来了一种新的“过滤”
思想的形式。
说话或写作的人越有名，信息就越能被听到和带来影响，无论其内容是荒谬的还是明智的。
奥普拉·温弗瑞（OprahWinfrey）和教皇都有影响力，无论他们的言论如何原创或是派生。
缺乏魅力的政治、社会和经济顾问之所以被边缘化，并不是因为内容，而是因为该系统精明地将他们限制在边缘人群中。
举例来说，对于欧洲自由主义者和宗教发言人来说这是事实，尽管在美国，宪法和联邦政府基本的自由起源允许更多自由主义解释的空间。
与此同时，尽管宪法宣布政教分离，但在所有艺术和学科中，仍存在着比欧洲人更虔诚的宗教信仰和更丰富的精神追求。
在其他方面，一个持相反意见的个人或“智库”
，无论多么可靠和踏实，都将丧失可见度和影响力。
顺便说一句，“智库”
是文艺复兴时期“学院”
的启蒙沙龙的继承人。
最聪明的想法总是不断涌现，但是如果它们来自未经名人认可的资源，它们大多效率低下且无用，甚至是闻所未闻。
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是有原因的，即使在1815年至2008年的整个时期内（至少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种现象都是有原因的。
当时，后殖民世界的要素最终出现在主导相关市场的情感、思想和艺术里。
在中国文学经典的构建中，“四大名著”
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没有一部是在18世纪之后出版的：两部在14世纪，一部在16世纪，最后一部是1791年第一版的《红楼梦》[8]。
在清末，艺术家和思想家们或多或少都强烈地感觉到，不断增长的欧洲前哨和商业飞地中有了“外来存在”
。
当1912年清朝以悲剧落幕而“新文化运动”
蓬勃发展时，中国试图否定儒教，并在学问和政治等领域引进西方理念，为现代化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在过去，知识分子没有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之外寻找参考模式，他们表现出的是对真正的中国王朝旧规的眷恋。
他们对回忆的叙述与大革命和复辟之后的一些法国保守派作家颇为相似。
其他作家，如龚自珍，他充分认识到西方文化同化的危险，这体现在第一批西方古典作家的作品被大量汉译的趋势里。
龚自珍对中国原生精神、传统和杰出个人才能的缺失深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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