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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1945年之前，资产阶级通过推崇中央集权国家而成为仲裁者，利用技术、支持科学，并坚持（通常是带反抗性质的）新的由政府培育出来的无神论风尚。
政府急于以完全胜利结束与教会的冲突，资产阶级因其服务而获益颇丰。
典型的情况是，即使本土文化挑战这些资产阶级价值观，它们也根植于大的后殖民国家。
例如在印度，有2亿市民按照英国中产阶级留下的标准生活，米拉·奈尔（MiraNair）执导的宝莱坞电影《季风婚宴》（MonsoonWedding，2000年）就清楚地展示了这一现象。
尼日利亚的电影工业，即“诺莱坞”
（Nollywood），同样在后殖民、后英国的背景下运作并迅速发展，对好莱坞和宝莱坞发起挑战。
从足球到电影，从音乐到快餐，后殖民社会通常内化和强化西方文化。
然而，这一西方发起的全球文化一体化进程，从一开始就遭到激烈抵制。
在欧洲，当资产阶级以牺牲旧贵族、农民和无产阶级的利益为代价，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时，抵制就已经开始。
在知识分子中，典型的反抗形式之一就是否定启蒙运动，它是关于大众、国家、世俗主义和科学的主流思想的来源。
反资本主义者谴责使用和滥用理性所具有的普遍价值，将其作为冷血的剥削工具。
19世纪的西方教育体系是另一目标，尽管各国乐于将娱乐活动留给私人演员，但他们牢牢掌控着学校，他们最大限度地提高了识字率，推行了义务教育，建立了文艺准则，把农民和无产阶级变成公民、士兵和伪资产阶级。
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多种文化适应策略。
我认为，“经典”
（）的创造是现代性的标志，也是对一般文化最具破坏性的因素之一。
在我看来，作为国家资助的知识分子作品，经典排斥了世界文学、艺术和思想的真正主角，促成了一个没有创造力的学习过程。
我相信，为了进入经典文学的榜单，当代知识分子经常改变自己的个性，也不保持艺术的完整性，甚至在销量大增之前就获得了重大奖项。
诺贝尔文学奖具有示范性，它推崇合适的作家，同时排除了可能扰乱主流的人。
相反，反对者主张绝对独特的价值——一些不符合启蒙思想普遍范畴的东西。
与此同时，其他流行的或正在发展的思想倾向于分类，例如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
在我们的整个时期，“主义”
越来越势不可当地蓬勃发展。
在“自由主义世纪”
（自由主义意味着个人自由和自由市场的发展）被错误地命名之时，一些持不同政见的意识形态吸引了大批追随者，其中主要是浪漫主义。
人们需要重新发现一个神奇的世界，在那里，自然、精神、神、动物和植物生活在一个天然的、未被破坏的但却充满暴力的环境中，让-雅克·卢梭的作品体现了这一点，他用高贵的野蛮人来挑战现代文明。
卢梭的主题是对自然世界和自然法则的怀旧。
从文学上的格林兄弟（Brrimm）到瑞士作曲家约阿希姆·拉夫（JoachimRaff）及其创作于1869年的《林中交响曲》（ImWalde），浪漫主义使无拘无束、不可驯服的自然观念得以复兴。
在今天这个依赖技术的世界里，知识分子的回应是在与世隔绝的幻想王国里形成个人主义的乌托邦，并与“大自然母亲”
重新接触。
自然在当代知识分子的议程中占据着突出地位，从亨利·戴维·梭罗（HenryDavidThoreau）的《瓦尔登湖》（Walden，1854年）到乔恩·克拉考尔（JonKrakauer）的《荒野生存》（IntotheWild，1996年），有一条很长的纽带连接着这两部作品。
下一个大的“主义”
，共产主义，或完美的集体主义，至少在起源上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
与共产主义一样，无政府主义也面临着更为激进的挑战。
例如，马克思和蒲鲁东（Proudhon）的集体主义乌托邦，就遭到“自由意志主义”
或“无政府资本主义”
学派的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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