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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专制主义取得了斐然成果——一位历史学家这样感叹道，“约瑟夫主义的梦想照进了现实”
。
整个国家的面貌日新月异，新建立的科学院，新颁布的煤矿和工厂安全条例，新推出的一便士邮票邮政服务令人应接不暇，新铺设的公路网络、电报线缆和铁路轨道四通八达。
到1854年，1000公里的铁轨已铺设完成，始建于1832年的林茨至捷克布达札维（布德维斯）线路，也由马力升级为蒸汽动力。
在公路方面，短短三年内就铺装完成了约1000万立方米石子路面。
从伦敦工程委员会招募的专家，协助对多瑙河和提萨河进行水道疏浚，并开凿运河。
蒸蒸日上的煤炭和铁矿石产量、源源不断的银行商业贷款、关税壁垒的相继取消，共同为基础设施建设的扩张提供了有力支持，奥地利帝国正在悄然化身成为一个共同市场。
维也纳也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老旧的城墙被推倒，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宽敞的“环形”
大道建筑群，成为在经济现代化中兴起的实业家们聚居的场所。
广大农民在约瑟夫二世统治时期已经获得自由，他们可以自行离开土地，进行婚配，而无须获得地主的许可。
然而，农民耕种的土地依然属于地主所有，他们因此继续担负着向地主缴纳地租和提供劳役的义务。
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匈牙利议会承诺向农民归还他们耕种的土地，而在其他领地，当局的承诺往往模糊而敷衍，直到帝国议会召开，有关农奴解放的条款依然久拖未决。
困难在于，地主希望为自己的损失寻求补偿，而农民耕种的土地分属不同的法律范畴——一些土地是世代耕种的农民祖产；一些土地是通过契约从地主手中租赁；还有一些属于公共土地，或由农民自发开垦荒地所得。
帝国议会躲在陈词滥调堆砌的托辞中，对自己推动农奴解放的职责视而不见。
1849年后，政府决心彻底解决农奴解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属于祖产的土地被全部无偿归还农民，无须对地主进行赔偿。
其他土地由政府负责进行补偿，为此政府通过印发债券，并分期缓慢发行筹措所需资金。
具体赔偿条款由各委员会负责起草制定，刚刚获得土地的农民有义务向土地登记员报告田产明细。
包括土地留置权备案——某块田产是否已被租赁或进行抵押——而邻居、亲友以及贷款机构，经常对田产登记内容展开质疑。
19世纪后半叶，仅匈牙利境内的法院每年至少要受理30万起土地登记信息争端，积压案件数量甚至超过百万件。
以往，此类小纠纷通常直接上报地主法庭，然而随着地主所有制的废除，地主法庭以及他们对乡村行政体系的贡献也随之成为历史。
为了填补司法空白，整个帝国范围内新建了1500个法庭和监察办公室。
大批政府官员被派往农村地区监督中央政令的落实情况，他们的工作任重而道远。
时任内政部部长的亚历山大·巴赫，强制匈牙利公务人员自费购买一套蹩脚的制服，其设计灵感主要来自匈牙利骠骑兵制服。
然而这套耗费半年工资的制服，却只为他们换来了“巴赫铁骑”
的嘲讽。
资源匮乏、生活艰苦的公务人员意识到，乡村地区惨淡的现实根本无法承载自己肩负的公共使命。
在到达一座村庄后，某位“巴赫铁骑”
发现这里压根儿没有监狱：囚犯被就地安置在没有看守的小酒馆内，每日领取定额食物配给。
巴赫对公务系统的指示，强调了稳定性、常规性和结果可预知性在司法和行政程序中的重要性。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奥地利民法典于19世纪50年代在奥地利帝国全面推广，取代了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此前几乎不成文的神秘传统法律。
然而，为了适应当地环境而进行的修订改编工作，必然会剥夺法律的规律性和一致性。
此外，中央政府发行颁布的官方通告、规范手册、澄清说明、法令布告，以及修订更新层出不穷，既增加了法律的不确定性，也使个别环境下的司法实践活动充满未知因素。
工作中满头雾水的政府官员时常被迫等待上级批示，以至于大量微不足道的问题，也统统呈送巴赫案头，陷入无限期搁置中。
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同样被不确定性所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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