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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文风“体状风雅，理致清新”
，要有艺术性。
这个选诗时段，杜甫的创作力相当旺盛。
仅公元760-770年这人生的最后十年，杜甫就写了1100多首诗。
高仲武寻访这个时代的诗人，杜甫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相当多的杜诗，也完全符合上述三条标准。
但结果是：高仲武选取了26名诗人的100多首诗，其中没有杜甫。
不选杜甫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上面这三条标准，只是拿来装点门面，真正的选诗红线，高仲武在序言中已说得很明白：
“唐兴一百七十载，属方隅叛涣，戎事纷沦，业文之人，述作中废。
粤若肃宗先帝，以殷忧启圣，反正中原。
伏惟皇帝以出震继明，保安区宇，国风雅颂，蔚然复兴，所谓文明御时，上以化下者也。
仲武不揆菲陋，……”
大意是：唐王朝立国至今170年，之前的战乱让文人流离失所，写作中断。
直到先帝平定中原、皇上继承遗志让世道清平，“国风雅颂”
，也就是文学创作才再度复兴。
我高仲武自不量力，要编纂一本《中兴间气集》，来歌颂先帝和皇上的功绩。
“吏呼一何怒！
妇啼一何苦！”
的三吏三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的《春望》；“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的《兵车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当然不应该、也不可能出现在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中。
时代重新发现杜甫的伟大，是他去世半个世纪之后。
那时节，盛唐已是遥远的传说，现实世界正一步步坠入晚唐，种种压抑与乱象，让韩愈与白居易这些知识分子深感忧虑。
杜甫去世时，韩愈只有两岁，白居易还要等两年才能出生。
他们越过了时间与空间，在杜甫对时代的忧思中寻找到了共鸣。
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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