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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二年（1863年6月），曾国荃进军雨花台，立下战功，然其兄要求他“此等无形之功，吾辈不宜形诸奏牍，并不必腾诸口说，见诸书牍”
。
叫他不要表功，认为这是“谦字真功夫”
。
曾氏为官不傲，也与磨练有关。
道光年间，他在京做官，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
；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地方官员有隔阂。
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经过一年多的反省，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
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即憎恶）人以白眼蔑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己。
一又反省自己“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
。
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为官之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
因此，他自勉“只宜抑然自下”
。
在官场的磨砺之下，曾国藩日趋老成，到了晚年，他的“谦”
守功夫实在了得。
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
自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6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位高名重，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
他的谦让是出于真心，特别是后来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他更认为：“居官不能视事，实属有玷此官”
，多次恳请朝廷削减他的官职，使自己肩负的责任小些，以图保全晚节。
总之，曾国藩一生功名卓著，是他善于从“名利两淡”
的“淡”
字上下功夫，讲求谦让退让之术。
而被一些人颂为“古今完人”
。
（2）居家戒傲
曾国藩认为“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
。
他不仅自律甚严，对自己的兄弟子侄也严戒其傲。
咸丰十一年（1861年3月14日），他曾对专在家中主持家务的澄弟写信，要他加强对在家子弟的教育。
并对骄傲的几种表现形式做了阐述：“凡畏人，不敢妄议论者，谦谨者也，凡好讥评人短者，骄傲者也……谚云：‘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
’非必锦衣玉食，动手打人而后谓之骄傲，但使志得意满毫无畏忌，开口议人短长，即是极骄极傲耳。”
并说自己以不轻易讥笑人为第一要义。
对澄弟表现出来的骄傲，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说他对军营中的“诸君子”
“讥评其短，且有讥到两三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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