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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曾国藩进德修业的目的，在于自淑和淑世，也可以说是成己成物。
曾国藩认为读书对于国家，对于自身都是有益的，大可以报国为民，所谓“有民胞物兴之理”
；小可以修身养性，卫身谋食立足社会。
两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
当然，这里的读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冲动，而是上升为一种理念上的行为控制，是治学意义上的读书了。
在京城，曾国藩先后拜理学大师唐鉴、倭仁两位前辈为师，请教进德修业之术。
在两位师长的教诲下，曾国藩自立课程十二条，悉力以赴：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
这个课程表，曾国藩终生行之不辍。
他的读书方法，学术见解，道德修养，都取得了很大的效益。
曾国藩严于律己，除自立课程十二条以外，还为自己编订了一个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本身的修养、诗文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
这些记录共分五类，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
有心得，能自觉记录下来，日积月累，必有收获。
曾国藩从道光十九年（1839年）开始做诗文钞，并且开始写日记。
后来基本没有间断过。
从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起，更是不曾中断过一天。
行军、生病的时候，也仍然照记不误，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
就此一端，便可以看出曾国藩持之以恒的毅力。
曾国藩虽然在科举上已达到巅峰状态，并且做了高官，却还在读书治学上按对一个学生的要求，严格规定自己的功课，毫不苟且，按日施行。
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不仅在今日很少见到，即在古人中，也很难得。
坚持不懈是事业成功最基本的条件。
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
作为理学修养甚深的曾国藩，在元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下一句慨言，以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
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的老病之躯已如风中残烛。
三月五日这天，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过金陵，曾国藩出城迎候，出发之前还要阅读《二程全书》，而且在迎接途中的马车上还在背诵《四书》，然而这时的他只能用手在空中比画了，欲有所言，口嗓已不能出声。
身体差到如此地步，他还是坚持每日阅读《二程全书》，可见其读书的恒心。
他后来的日记中发出感叹：“近年或作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
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
不能溢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
苟活人间，惭谏何极!”
在晚清“同光中兴”
诸将帅中，曾国藩个人的天资禀赋即使不如某些人所说的鲁钝，起码也不是最突出的，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等人几乎无一不是天分极高的人中龙凤，曾国藩既非天纵英才，也无父祖的权势荫庇，他之所以由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位出将人相的“中兴第一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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