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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提倡治家严谨，对子侄晚辈的要求都极其严格，但又不是一味督责，其深知“其身正，不令亦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
。
重言传更重身教。
以严治家，曾国藩首先率先示范，并把自己的经验归纳总结以教导子弟：“自己儆戒的方法是什么呢?不外清、慎、勤三字。
我近来把清字改为廉字，慎改为谦字，勤改为劳字，尤为浅显易懂，也确有可以实行的方法。”
后来，他又把自己恪守的“廉、谦、劳”
作为一种功夫在家书中用以提醒弟弟们，使之成为曾家人人遵守的家风。
这就是曾国藩与弟弟们说的廉字功
曾国藩说：“我因为名气太盛，官位太高，常恐祖宗积阴德留下的福气由我一人享尽，所以时时用劳、谦、廉三字自我戒惧，也希望两位贤弟用此自戒。”
同治五年（1866年），曾国藩家人离开金陵返回家乡，他立即写信给两个儿子，对家人在家的具体事项做出周密安排，并告诫儿子，一个家庭要严树家风，大房须带个好头。
除了对子女的善教之外，曾国藩在事业成功后，在孝顺父母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
尽管自己不能亲自回家照料父母，但经常写信回家问候。
同时，经常给家中寄去银两，以资接济，把父母放在心上。
多数人都想为后代留下些好的东西。
虽然这样想，但假若没有能力实现，也就罢了。
麻烦的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当官人，他们如果不能给儿孙留下可观的遗产，即使子孙不说什么，自己也感觉对不住后代。
这遗产若为金钱等物质财富，终究是有穷尽的；若是精神财富则可以代代相传。
所以说不留下大笔的遗产还好，你留下的遗产越多，害他们就越深。
曾国藩对此也有自己的一番理解。
曾国藩不是一个拥有大笔财产的人，但也绝不是一位没有财产的人，还远远没有到临终前，他就在思考如何处理遗产的问题。
曾家先祖星冈公在世时，他认为积攒私财是败家之兆。
对此，曾国藩十分信服。
他以为，与其给子孙留下大笔遗产，不如教子孙走入正道。
他说，如果子孙误入歧途，性情必有变化，将来必定计较锱铢，到那时就难以挽回了。
曾国藩认为只有自强才会有福。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请弟弟曾国潢将自己在家乡的五马冲的田产都不留给子女。
俗话说，不劳动者不得食。
所有的获得都需要自己努力去争取。
只要自己肯努力，不靠家产，也不用担心没饭吃。
曾国藩在外做官，始终不忘对子女殷殷教诲。
从咸丰二年到同治十年这二十年中，他写给两个儿子的信近两百封，教子如何读书、作文、做人。
如何做到只求读书明理，不求做官发财。
他教导儿子读圣人之书，并能身体力行，学有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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