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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得道。
这条路名为“理入”
。
又有“行入”
四事：一要忍苦，二要苦乐随缘，三要无所求，四要依本性净之理。
“行入”
的四事都是苦修的“头陀”
（dhūta）行——因为菩提达摩在北方甚久，故传授弟子，成为一个宗派，名为楞伽宗，又名南天竺一乘宗。
此宗初期多有刻苦独行的人，但末流也变为讲诵注疏之学，故道宣说他们“诵语虽穷，历精盖少”
。
看胡适的《菩提达摩考》（《文存》三集，页四四九——四六六），《楞伽宗考》（《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
看《续高僧传·感通门》《法冲传》。
看《楞伽会译》。
从《牟子理惑论》推论佛教初入中国的史迹
我常感觉我们对于佛教初入中国的一大段历史，史料实在太缺乏。
而成见又实在太深，故人们往往以后期史料为标准，反而不信最可信的前期史迹。
前期史迹但有几个“记里柱子”
：（一）为第一世纪楚王英奉佛；（二）为第二世纪中叶桓帝祠浮屠、老子，同时（166）襄楷上书称引佛教典故；（三）为第二世纪之末，长江下游有笮融的大宣佛教，交州有《牟子理惑论》的护教著作。
这三期的五事，我们应该认作记里的石柱，可以用来评判别的史料，而不能用别的史料来怀疑这五根石柱，例如汉明感梦故事，与楚王英故事不能并存，更可信楚王英案是史实而金人感梦是神话。
我的看法是要把这三期五事排成时间与空间的五座记里石柱：时间自下而上推，空间则自南向北推，社会则自民间而上推至士大夫与帝王，然后可以推知佛教初来时的史迹大概。
试看二世纪末年，在交州有“沙门剃头发，被赤布，日一食，闭六情，自毕于世”
；有“沙门捐家财，弃妻子，不听音，不视色”
；又有“沙门耽好酒浆，或畜妻子，取贱卖贵，专行诈诡”
。
这幅图画当然指示印度与南海的佛教徒从海道来到交州经商并且留居（也许传教）的人不少，其中人品已自良莠不齐了。
然而其中确有虔诚纯洁的佛教徒，其戒行之严，能使一个颇有怀疑态度的中国学者牟子心悦诚服，说，“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
（此段故事，在我的想象中颇似利玛窦之吸引徐、李诸公。
）
要知张骞凿空，他并不是不知道印度，他的大假设是，中国货物从蜀到印度，何以能在大夏出现？他的答案是：从中国西南有近路可通大夏。
这个大故事表现他很明白印度所在地。
《水经注》卷一引康泰《扶南传》，说“自交州至天竺最近”
。
从这西南角上的直接西来的佛教中心，我们可以推论从交、广度岭入长江流域的路线，可以了解笮融在广陵、彭城一带大兴佛教何以能“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
；更推上去，我们可以明白楚王英的封地正是这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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