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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此论断，我的第三证与第四证可说是同时代的例证，因为司马彪死于惠帝末年（约305），与陈寿（死297）正同时。
范蔚宗生（398）在陈寿、司马彪之后一百年，死（445）在他们之后近一百五十年。
所以我们不能说范蔚宗所收史料无佛之名词及记载。
今读来示知先生已修正此说为：“三国末至晋初，浮屠与佛参用。”
鄙意以为此说亦尚有可议。
第一，凡一名词之成立，非短时期所能做到，在古代书籍希少时尤是如此，我们追考古史，似不宜根据一二孤证即可指定一二十年的短时期为某一名词成立的时期，“三国末至晋初”
的规定似嫌缺乏根据。
第二，鱼豢与陈寿、司马彪略同时（张鹏一补鱼豢传，说他死在晋太康以后），《魏略》不说佛，而寿与彪则同时用浮屠与佛，此可见某一名词之用与不用由于个人嗜好者居多，恐未必可用来证明某名词出现或成立的先后。
第三，先生谓鱼豢不但八称浮屠而不称佛，且历举“桑门”
之异译，而亦不及“沙门”
，“是鱼豢所见之《浮屠经》尚未有沙门之译也”
。
然《魏略》本文说“浮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
。
本文所举仅二十九名中之七种而已，我们岂可遽然断定其时无有“沙门”
之译？桑门一名而有这许多种异译（其中“比丘”
、“伊蒲塞”
等应除外），可见译经之多。
我们若没有强有力的证据。
似不宜断定其时无“佛”
之名称及记载。
第四，鱼、陈、司马与范皆是教外史家，其用浮屠而或不用佛，或偶用佛，皆未必即可证明其时佛徒尚未用佛为通称。
试观韩退之生于几百年之后，其时已是先生所谓“纯用佛”
之时代了，然而他在《送浮屠文畅师序》里，凡七称“浮屠”
而不一称“佛”
。
若万一不幸退之其他文章与同时文献皆遭劫火，独此序存留于世，后世考古家岂可即据以定退之之时无有“佛”
之译名乎？鄙意以为先生过信此等教外史家，而抹杀教中一切现存后汉译经及《牟子》等，似乎未为平允。
话又说回到我举的第一二类证据了。
先生说：“现在汉译诸经及《牟子》均在被告之列，在其本身讼事未了以前，没有为人作证的资格。”
这话可见先生方法的谨严。
然而先生所用的三个“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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