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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僧祐《出三藏集记》云：
《旧录》云：孝明皇帝四十二章。
安法师所撰录阙此经。
隋开皇十四年（594）法经的《众经目录》列《四十二章经》于“佛灭度后抄录集”
之“西域圣贤抄集分”
之下：
四十二章一卷，后汉永平年竺法兰等译。
隋开皇十七年（597）费长房《历代三宝记》著录此经最详：
《旧录》云：“本是外国经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孝经》一十八章。”
道安录无。
出《旧录》及朱士行《汉录》。
僧祐《出三藏集记》又载。
梁任公先生很怀疑这部《旧录》，他以为道安以前并无著经录之人，但他又推定《旧录》殆即支敏度的《经论都录》。
他说：
考祐录《阿述达经》，《大六向拜经》两条下引“旧录”
，长房录所引文全同，而称为“支录”
，则凡僧祐所谓“旧录”
，殆即支敏度之《经论都录》。
若吾所推定不谬，则《四十二章经》之著录实自“支录”
始矣（适按，长房录明说《旧录》与朱士行《汉录》均著录此经）。
支敏度履历，据《内典录》云，“晋成帝时豫章沙门”
，其人盖与道安同时；但安在北而彼在南，然则此书（四十二章）或即其时南人所伪撰，故敏度见之而道安未见也。
《旧录》即是支敏度的《经论都录》，梁先生的考证似无可疑。
支敏度本在长安，晋成帝（326-342）时与康僧渊、康法畅同过江（见《高僧传》四）。
其时道安（死385）尚在少年。
支敏度的《都录》作于道安《经录》之前，故僧祐称为《旧录》。
若安录以前无著经录之人，则《旧录》之称为无意义。
道安之录所以笼罩群录，全在他首创新例，“铨品译才，标列岁月”
（僧祐录自序中赞安录之语），并不是因为以前无有经录。
僧祐《续撰失译杂经录》自序云：“寻大法运流，世移六代，撰著群录，独有安公。”
此可见安录所以前无古人，在于考订群录，而不是因为他以前无著经录之人。
今考僧祐所引《旧录》著录各经年代最晚者为晋成帝时康法邃抄集的《正譬喻经》十卷。
成帝以后译的经，无有引“旧录”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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