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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见《旧录》确在道安经录之前。
其时北方屡遭大乱，而江左粗安，丹阳一带本是后汉的佛教中心，故保存后汉译经较多，或有支敏度见着而道安未见之本，亦不足怪（祐录多有“安录先阙”
之经，并引安公自序“遭乱录散，小小错涉”
以自解）。
《旧录》说此经是“撮要引俗”
之作，故法经目录列为“抄录集”
。
道安不著录此经，也许是因为此经是“撮要引俗”
之作而不是译经。
此可以见安录之谨严，而不足以证明此经为道安所未见。
《牟子》所记，可证后汉末年确有此经，僧祐著录此经，其下云：
右一部凡一卷，汉孝明帝梦见金人，诏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到西域，始于月支国遇沙门竺摩腾，译写此经还洛阳，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
其经今传于世。
此段全用《牟子理惑论》之文。
《旧录》本明说此经系“撮要引俗”
之作，而僧祐过信《理惑论》，故不用《旧录》之说。
费长房始全引《旧录》之说，使我们知道《旧录》也是很谨严的经录，其态度谨慎过于僧祐。
僧祐经录自序中也有“孝明感梦，张骞远使，西于月支写经四十二章，韬藏兰台”
的话；序中又说，“古经现在，莫先于四十二章；传译所始，靡逾张骞之使”
。
他这样尊崇此经，所以不能接受“撮要引俗”
之说了。
费长房《经录》于支谦条下亦列有《四十二章经》，注云：
第二出，与摩腾译者小异，文义允正，辞句可观。
见《别录》。
（《大唐内典录》与《开元录》皆引此文）
梁任公先生说，“此《别录》即支敏度之《众经别录》，其他经录无以别名者”
。
按《大唐内典录》第九：
东晋沙门支敏度《经论都录》一卷……又撰《别录》一部。
《众经别录》（二卷，未详作者，言似宋时）上卷三录：大乘经录第一，三乘通教录第二，三乘中大乘录第三。
下卷七录：小乘经录第四，篇目阙本录第五，大小乘不判录第六，疑经录第七，律录第八，数录第九，论录第十。
都一千八十九部，二千五百九十三卷。
长房所见《别录》，或是此录，僧祐似不曾见此录。
支谦译经部数，诸经录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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