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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记载，自《景德传灯录》以至《联灯会要》，世愈后而学说愈荒诞繁杂，全是由于这种不甘淡薄的谬见，故不惜捏造“话头”
，伪作“机缘”
，其实全没有史料的价值。
今试举达摩见梁武帝的传说作一个例子，表示一个故事的演变的痕迹。
七世纪中叶，道宣作《续高僧传》，全无见梁武帝的事。
八世纪时，净觉作《楞伽师资纪》，也没有达摩与梁武帝相见问答的话。
九世纪初年（804-805）日本僧最澄入唐，携归佛书多种；其后他作《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引《传法记》云：
谨案，《传法记》云：……达摩大师……渡来此土，初至梁国，武帝迎就殿内，问云，“朕广造寺度人，写经铸像，有何功德？”
达摩大师答云，“无功德。”
武帝问曰，“以何无功德？”
达摩大师云，“此是有为之事，不是实功德。”
不称帝情，遂发遣劳过。
大师杖锡行至嵩山，逢见慧可，志求胜法，遂乃付嘱佛法矣。
（《传教大师全集》卷二，页五一八）
《传法记》现已失传，其书当是八世纪的作品。
此是记梁武帝与达摩的故事的最早的。
八世纪晚年，成都保唐寺无住一派作《历代法宝记》，记此事云：
大师至梁，武帝出城躬迎，升殿问曰：“和上从彼国将何教法来化众生？”
达摩大师答，“不将一字来。”
帝问：“朕造寺度人，写经铸像，有何功德？”
大师答，“并无功德。
此有为之善，非真功德。”
武帝凡情不晓。
乃出国，北望有大乘气，大师来至魏朝，居嵩山，接引群品，六年，学人如云奔雨骤，如稻麻竹笔（此据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
此与《传法记》同一故事，然已添了不少枝叶了。
柳宗元在元和十年（815）作《大鉴禅师碑》，其中有云：
梁氏好作有为，师达摩讥之，空术益显。
（《柳先生集》八）
这可见九世纪初年所传达摩与梁武帝的问答还不过是“有为”
一段话。
越到后来，禅学的“话头”
越奇妙了，遂有人嫌“有为”
之说为太浅薄了，于是又造出更深奥的一段话，如《传灯》诸录所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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