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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他到印度的时候,正是印度佛教的烦琐哲学最盛的时候。
这时候的新烦琐哲学便是“唯识”
的心理学和“因明”
的论理学。
心理的分析可分到六百六十法,说来头头是道,又有因明学作护身符,和种种无意义的陀罗尼作引诱,于是这种印度烦琐哲学便成了世界思想史上最细密的一大系统。
伟大的玄奘投入了这个大蛛网里,逃不出来,便成了唯识宗的信徒与传教士。
于是七世纪的中国便成了印度烦琐哲学的大殖民地了。
菩提达摩来自南印度,本带有一种刷新的精神,故达摩对于中国所译经典,只承认一部《楞伽经》,楞伽即是锡兰岛,他所代表的便是印度的“南宗”
。
达摩一宗后来便叫做“楞伽宗”
,又叫做“南天竺一乘宗”
(见道宣《续僧传》卷三十五《法冲传》,我另有《楞伽宗考》)。
他们注重苦行苦修,看轻一切文字魔障,虽然还不放弃印度的禅行,已可以说是印度佛教中最简易的一个宗派了。
革命的中国南宗出于达摩一派,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但在那烦琐学风之下,楞伽宗也渐渐走到那讲说注疏的路上去了。
道宣《续僧传》(三十五)所记楞伽宗二十八人之中,十二人便都著有《楞伽经》的疏抄,至七十余卷之多!
神秀住的荆州玉泉寺便是智大师手创的大寺,正是天台宗的一个重镇。
故神秀一派虽然仍自称“楞伽宗”
(有敦煌本的净觉《楞伽师资记》可证),这时候的楞伽宗已不是菩提达摩和慧可时代那样简易的苦行学派了。
神秀的《五方便论》(有敦煌本)便是一种烦琐哲学(参看宗密《圆觉大疏抄)卷三下所引《五方便论》)。
简易的“壁观”
成了烦琐哲学,苦行的教义成了讲说疏抄(古人所谓“抄”
乃是疏之疏,如宗密的大疏之外又有“疏抄”
,更烦琐了),隐遁的头陀成了“两京法主。
三帝门师”
,便是革命的时机到了。
那不识字的卢行者(慧能)便是楞伽宗的革命者,神会便是他的北伐急先锋。
他们的革命旗帜便是“顿悟”
。
神会说:
世间有不思议,出世间亦有不思议。
世间不思议者,若有布衣顿登九五,即是世间不思议。
出世间不思议者,十信初发心,一念相应,便成正觉,于理相应,有何可怪?此明顿悟不思议。
(第一卷,下同)
他的语录中屡说此义。
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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